青年时期的季羡林 　　季承与家人合影（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排自左至右：表弟常永德，母亲；后排自左至右：季承，婉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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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母亲接来和父亲一起生活

　　1951年和1952年，姐姐和我高中毕业，分别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我去北京参加高考，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在历史上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到了晚上，灯光昏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极少有人敢深入大院。姐姐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感觉很惊讶。

　　我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很少见面。每个月，他会通过邮局给我寄15元零用钱，供我买书和零用。而每次汇款，父亲都会在汇款单上附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我看了觉得很生分。那几年，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都学些什么课程并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其他事情都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什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生疏、冷漠的。

　　1955年夏天，我和姐姐同时毕业，并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父亲为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去王府井，在亨得利钟表店挑选，每块表花了一百多元钱，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后来，我又花27元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星期天去看父亲。虽然我住的地方离他不远，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其他时间去看过他。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和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

　　为了促进父亲与远在济南的母亲和叔祖母团聚，我和姐姐决定由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可是，也许是我们做的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般来说，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先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而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最难开口的事。有一次，我们终于涉及到一家人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直截了当地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这让我们失望至极。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还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但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十分牵挂。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这次父亲未置可否，我便开始行动。1961年，我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了北京，让她们与父亲团聚。父亲对我和姐姐的举动虽有不满，但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来。

　　家庭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自然高兴，可是我们心里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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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护父亲，我们干了几桩蠢事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就拿到楼后面焚烧。正烧的时候，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把火浇灭，把剩下的信件拿走了。更为严重的是，红卫兵在信件中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不过，后来我们又做了不少蠢事。

　　北大抄家之风骤起，叔祖母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将一把菜刀藏在枕头下面。红卫兵来抄家时，发现了这把菜刀，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他们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菜刀，父亲有口难辩，只好承受拳脚惩罚。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

　　按照红卫兵的命令，父亲把自己住的四间屋子腾出两间，由楼下的田德望夫妇搬进来住。父亲的许多家具无处搁置，只得堆在田家的一间屋里，占了很大的面积。时间久了，田夫人很不满，叔祖母是个急性子，便和我商议要把一些家具卖掉。我随即便把一套高级沙发、一个紫檀木组合方桌、两把紫檀木太师椅等送到西单旧货店卖掉了，一共卖了50块钱。第二天，家具店认为估价太少，又给添了5元。我们哪里知道，那沙发没什么，可那套紫檀木家具却是宝物，那是清朝末年重臣赵尔巽家的珍贵陈设，是父亲在解放前夕购买的。父亲从农村回来后，得知他心爱的家具被我们卖掉了，大为心痛。

　　可我们干这些事，确实都是为了父亲好，虽感到懊悔却问心无愧。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几年，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可是，叔祖母个性坚强，不畏艰难，情况越险恶，她的意志越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质朴性格面对这场灾难，她们想方设法为父亲做可口的饭菜，支持父亲度过一次次难关，随时提防父亲走轻生的路。

　　父亲被关进“牛棚”后，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只有她们俩带着孙子过活。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回去看一看，送点钱，安慰一下，仅此而已。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所谓准备，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姓名要倒着写，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倒。他见我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手脚，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以免脖子受罪。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表情严肃，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虽然念过许多书，走过许多地方，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除了愤怒之外，也只有茫然。

　　C“文革”考验了季家的每一个人

　　我和姐姐单位的“文革”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我们中止了在安徽的“四清”运动，被调回北京参加“文革”。

　　我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属中科院和核工业部双重领导，运动也是双重的。我当时是党总支委员，级别只不过是副科级，每天一到所里也是大字报迎接。我觉得自己还算不上当权派，也有积极参加运动的愿望，可革命群众总不买我们的账。于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层干部就整天关在屋子里无所事事。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和大家讨论要主动参加到运动中去。于是，大家支持我组织了一个“中层干部革命造反小组”以赢得革命群众的信任。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2月，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直至所谓“一月风暴”夺权后离开。

　　那段时间，我饱受考验。我妻子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护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也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

　　我姐姐在“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她是较为正直的人，姐夫则有自己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它考验了季家的每一个人。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