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富士康员工每天坐着穿梭巴士上下班。他们往来于固定的车间和宿舍，却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东西掉了要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

　　■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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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

　　“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园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3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事件。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住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

　　尽管他们的自杀原因各不相同，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的人群构成主要是80后和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亿人。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打工者已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工人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名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聚居30余万人，人口规模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

　　据《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8道程序后，他们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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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他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就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在富士康找到了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第一人称以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单调而一致，私人时间很少。“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人口极密集，却彼此没有交集。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人和人之间，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被放大了（有人便因为感情而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短信和QQ留言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在这样的地方，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其他各种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

　　如果发了工资，他们也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能看到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80元到90元的价格，应该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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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是他们的共同之“痒”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1500元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因此，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在这里，伤者也令人羡慕，因为可以躺下来休息。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即使卢新，也曾谈起“六连跳”，觉得“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年之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他们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正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

　　从5月2日开始，一向乐观的卢新变得情绪异常，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到5月5日晚上10点，他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焦躁，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他安置到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母亲和弟弟还在来看他的火车上，但卢新没有再等下去。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小时后，他从朋友身边爬起，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几秒钟后，他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白色工装的衣袖。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