伉俪情深     （资料图片） 　　新婚时期 　　人到中年 　　学者风范

　　今年105岁的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早年专攻经济学，50岁才半路出家，转行研究语言文字学，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他又被称为“新潮老头”，虽已百岁高龄，每天还要看书读报，至今仍勤于笔耕，喝“星巴克”咖啡，看电影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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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百岁老人不落伍

　　经历了百年风云，如今的周有光更显睿智，眉毛已经没有了，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给大家讲笑话，一笑就用手挡住嘴巴，“人老了，牙不大好。”他顽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后，我的收入增加了5倍。”年纪一大把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儿去看了《阿凡达》。用惯电脑的人常“提笔忘字”，他也会忘。

　　他完全有资格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短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的油灯变成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也能跑到耳朵边讲话。这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他的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几幕、第几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轻轻地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可从此，“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儿去世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她就发病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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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

　　有爱有敬才幸福

　　周有光跟张允和的恋爱经过，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对此，周有光说：“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老伴儿的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识。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最适合恋爱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了婚，我们就到外国去了。”

　　在周有光眼中，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模式：“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

　　说到这里，周有光大笑起来：“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后来到了山东大学，他们终于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真厚！我那时候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谈恋爱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张允和家里很有钱，谈恋爱时，周有光给张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的回信有10页纸，大意是说幸福要靠自己创造。在杭州那段恋爱时光，他们过得很有趣，星期天出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时两个人还要隔开一段。“一次，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哈哈，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周有光认为，金钱对婚姻来说，可以说是重要的，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可在这个社会里，人不能没有钱。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他主张恋爱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之心。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有人问我们家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高声大嗓地让保姆听见。吵架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我们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持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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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野

　　要从世界看中国

　　在周有光看来，人类文字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20世纪80年代，他到欧美讲学，有个教授问：你们的汉字有没有1000个？对方以为有1000个就很不得了。他说：我们的通用汉字有7000个。对方一听吓坏了。在中国，还有人争论拼音能否成为文字。在周有光看来，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能写出来，还要别人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因此，这个过程会比较慢，“有人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等500年吧！”

　　周有光主张研究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继承古代的东西，也要有所创新，这才是正确的复古态度”。

　　在研究语言文字学时，他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但也有缺点，就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在他看来，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因此，他专门写了《汉字改革概论》，把人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说起做学问，周有光滔滔不绝，“前两天，我看到一本《许倬云访谈录》，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对，大意是过去我们讲爱国，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不能这么笼统地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文化不分国家，我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

　　常有人问周有光：你105岁了，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他说：没什么长寿之道，只是因为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幽默天性尽显无遗。

　　（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