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从左至右为：英敛之、英千里，后排为英若诚、英达。 （此图为制作效果）

　　英达是英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也是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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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敛之：创办辅仁大学

　　英敛之是清代满族正红旗人，22岁便笃信天主教，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后来定居天津。

　　独生子英千里12岁时，英敛之就送他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他提倡穿西装，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到外面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骑马到街上跑一圈。只是，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太太。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就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将报纸盘给其他股东，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在儿子教育上的“失败”，是他“全盘西化”的又一大挫折。

　　1917年，英敛之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到华办学。这所大学，就是亚洲唯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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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千里：改变家族命运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大学任教授，后又教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英国文学。那年头，同时打3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1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他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别墅度假。

　　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任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也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英千里即便给孩子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趴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英若识说，他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听他讲希腊神话，每天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快乐。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1942年，日伪特务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的孙辈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这时，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

　　英千里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大学毕业后，就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他的老爷子始料不及的。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匆匆飞往南京。他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丈夫寄来的钱，她都拿去还了债。

　　1950年前后，蔡葆真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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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若诚：

　　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芭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并引进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在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他说：“我们提倡爱国，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

　　他还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像《推销员之死》、《哗变》等，我觉得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觉。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和亲人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了我”。

　　“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英达这样评价英氏家族。

　　英家人才太多，英达曾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没法比。”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多人，一多半都在国外成长。现在，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

　　（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