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小雨和美国同学一起在伯克利镇的市政广场上表演街舞。 （资料图片）

　　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则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对11岁的女孩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习惯了美国学校的自由，一两年后重新回到中国，他们面对着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妈妈于爱群敏感地发现，从美国回来的小雨似乎得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小雨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她认为这篇文章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小雨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以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儿。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她都横加干涉，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她振振有词地说。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小雨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小雨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全班28个同学中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从美国回来后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牛牛。

　　在国内时，牛牛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现在，他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喜欢挑刺儿：

　　“上课主要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同学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这都让他感觉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他上课看小说，校长曾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自信心大增。

　　5月29日晚，当着父亲和满堂宾客的面，他语惊四座：“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当父亲的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时，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他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最终找到一盏只朝儿子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回国后，她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小雨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小雨的继父Peter是瑞士人，历史学博士，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美国住了近十年。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的过度灌输。

　　Peter的一些“瑞士观点”不久便对继女产生了影响——她关掉了电视。“看电视学到的知识，远不如你为看电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Peter说服了妻子：与其让小雨跟美国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和肥皂剧，不如跟着Peter出去远足——这是瑞士人最喜欢的运动。

　　有时候夫妇两人出去长跑，小雨就蹬着滑板车跟在后面。

　　在于爱群和丈夫看来，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是天才，恨不得有机会一夜成名；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美国人很有野心。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但只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Peter说，“我们瑞士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想成为超级明星。即使成为明星，也要一样平凡、用功、平易近人，比如瑞士的网球明星费德勒。”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