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主还记得这个以一块大洋从他摊上买去紫砂壶的先生，于是就说这把紫砂壶是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叫傅叔和的家里流出来的。储南强便立马奔绍兴，找到了傅家。傅家人告诉他，这把紫砂壶是西蠹费氏所有。

　　储南强打听了费氏的住址后，给费氏写信询问那把紫砂壶的来历。费氏回信说该壶是从一位吴姓先生那里得来的。储南强于是又向吴先生打听，得知吴是从一位名叫沈钧和的收藏家的后人那里得来的。沈钧和已经去世了，没法再往下追查了。但储南强是一个有心人，他设法找到了沈的日记，在里面发现了该壶的记载，尽管没有透露来源，但对此真伪是有同时代的多名紫砂名家的鉴定结论说法的，表明这把残缺不全的紫砂壶的壶身确是供春大师亲手制作的。

　　最后，储南强为这把供春壶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考证文章，证实这把茶壶是供春的原作，而不是后人做的赝品。

　　后来，杭州的名画家黄宾虹从储南强处看到了这把紫砂名壶，也认为实在是一桩奇遇。他在欣赏这把供春壶后提出了一个意见：供春壶的壶身既然以银杏树的树瘿为蓝本，那么，黄玉麟配制的壶盖也应是树瘿的形状，然而黄玉麟没有理解这一点，却配上了北瓜的蒂柄形状，此之谓“张冠李戴”。储南强闻之深以为然，就请现代制壶名手裴石民重做了一个树瘿形状的壶盖，并在壶盖止口外缘刻上两行隶书铭文，凡45字，曰：“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稚君即宜兴的金石书法家潘稚亮。所谓“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是指当时英国皇家博物馆派人来商量，希望储南强出让这把紫砂壶，他们以2万英磅收购。但储南强认为这把紫砂壶是国宝，又是家乡文物，没有答应。

　　储南强为了庆祝供春壶重返家乡，打算斥资在宜兴城外西溪上建造一座楼房，题名为“春归阁”，并请书法家潘勤孟（即潘稚亮之子）写了一方“春归”匾额，准备专门收藏这把供春壶。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而未能遂愿。

　　宜兴沦陷后，日本人要做的一桩大事就是图谋这把供春壶。他们早就听说储南强收藏了这把供春壶，于是在占领宜兴后就指派专人前来找储南强，表示愿以8000大洋购买。储南强当即一口回绝，为避免发生不测，他随即躲进了深山，玩了把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储南强将一生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把供春壶是所献的重点文物之一。此壶于1953年收藏在苏州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时，徐悲鸿曾托人前往拍摄照片。后来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合并为江苏省后，这把供春壶被送往南京博物院。为不使供春壶绝艺失传，当时曾请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名手依原形仿制了数把。然后，将供春壶原件送往北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上述这些关于供春壶的史料情况，强新明在突击恶补紫砂壶知识时，由于没有收集到这部分的资料，所以并不知道。否则，他可能不会选定伪造供春壶，因为供春壶的名气实在太大，堪称弥足珍贵。

　　问题是，强新明不知道供春壶的真正价值，那个日本人西部疾造却是知道的。西部疾造虽是最近几年才涉足中国古董收藏的，跟强新明一样，也是恶补的中国古董知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紫砂壶，但他所掌握的资料和知识就比强新明多得多，两人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古玩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