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钱钟书学识渊博，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清华才子。各位名家眼中的钱钟书，又是什么样子呢？

　　书名：《钱钟书评说七十年》

　　主编：金宏达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邹文海

　　“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钟书书声琅琅……”

　　我与钟书君两度同学、一度同事，前后有十几年的交往。先严督责我读书时，常引他为话题：“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钟书书声琅琅，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钟书君的反感：“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记得那时他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的文章，常作“眼大于箕”、“爽若哀梨”等佳评。我在清华读三年级时，他也进清华来了，他的入学考试，有不寻常的经过。因为他数学零分，按例不得录取，而罗志希校长因他英文特优，所以力争破格准其入学。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6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

　　1939年11月，我们结伴同行，相处了一个月。钟书君一直手不释卷，翻的是英文字典。他正色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真是博闻强记，积学之深。

　　赵瑞蕻

　　“他的学问像一盒熠熠发光的珍宝”

　　1938年秋天，日本侵略中国。炮火连天中，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大学南迁西移，在昆明安顿下来一年后，钱钟书先生从欧洲留学回国，经吴宓先生推荐，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他才28岁，风华正茂，是联大外文系最年轻的一位教授。除了担任二年级英文课，他还为三四年级开了一门专题课“文艺复兴”。他讲解一律用英文，总是笑眯眯的，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手臂撑在讲台上，有时也离开讲台，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讲课生动活泼，妙语连珠，又引经据典，引人入胜。我深深地记得，钱先生评论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蒙田的《随笔》时，随手拈来，深入地分析了产生这些作家及其杰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的学问像一盒熠熠发光的珍宝，只要用得上，便可以立刻打开盒盖子，随意拿出一件两件来。

　　朱寨

　　渊博睿智的钟书君

　　钱钟书先生去世了，终年88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应该无憾。但是，对于一个始终充满活力、勤奋、睿智、幽默、光彩照人的生命来说，这确是过早的陨灭。他生前谢绝名利，身后同样作出了淡泊抉择：“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他是在感觉脉搏衰微时，由亲人杨绛先生帮他闭上了眼睛。

　　1958年秋，钱钟书与夫人杨绛正在中关村附近的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我们偶遇了。钱先生名气很大，但谦逊得有些拘谨腼腆。当我表示久仰的时候，他羞赧地抱起双拳，摇着头后退。杨绛也只好后退，催我去赶车，他们并立，一定让我先行。

　　我看到的钱杨两先生，都是形影不离，相偕而行。后来集中到明港军营搞运动的时候，男女一律分开住集体宿舍，夫妻相会只有每天晚饭后的那点时间。杨绛总是用手绢提着已经切好的西瓜，来与钱先生相会，寻寻觅觅一个共餐的地方。在《干校六记》中，杨绛记述了她与钱先生的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相会的情人”。

　　钱杨两先生在精神上更是相依为命。当年杨绛为了钱钟书创作《围城》，让钱先生辞去工作，家里辞退女仆，她亲自做“灶下婢”。

　　钱先生有病住院，杨绛与他一起与病魔战斗。她每天根据钱先生的胃口亲自配制食物，陪伴在床边，虽然劳瘁，依然笑脸迎人。她说：“其实，我也没有比医生更好的办法，不过是每天伏在他耳边跟他说话。”

　　柯灵

　　钱氏从不标榜什么

　　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绽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但他更理解“沉默是金”的真谛。他还有个“怪癖”，不肯参加任何学会。这类团体如雨后春笋，他一概谢绝挂名。有人计划成立“钱学研究会”，出版刊物，他全力阻止，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钱氏从不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与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谈艺录》、《管锥编》的文字，则是道地的文，典雅奥丽，俯仰自得。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我认为，笔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笔精墨妙，以简御繁，可惜“五四”后几成绝响。钱氏以最经济曼妙的文字，将古籍经典点化评析，正是量体裁衣的最佳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