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程奇和曹永和先生（右）在一起。 　　美丽的晋江。晋江以“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得名，是西晋末年河洛人首次大南迁的聚居地之一。 记者 王振华 摄于2008年7月

　台湾“四大族群”中，“河洛郎”（闽南人）人口最多，约有1500万，占全台湾人口总数的七成。一代代说“河洛话”（闽南语）的“河洛郎”，是开发台湾、建设台湾的主力军。

　　19日，本报记者在台湾大学附近的罗斯福路，登门拜访了台湾史专家、九十高龄的曹永和先生，听他详细解说台湾“河洛郎”。

　　曹永和称，“河洛郎”是台湾闽南人的统称

　　曹永和先生是台北市士林区人，1947年进入台湾大学图书馆，历任助理员和股长、主任等职，在台大工作了38年。曹先生1984年成为台湾“中研院”兼任研究员和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1998年成为“中研院”院士，2002年荣获荷兰皇家勋章。2009年，台大校长李嗣涔先生特聘曹先生为台大荣誉博士。曹先生是台湾史专家，擅长用荷兰文等多种语言撰写学术论文，见解深刻，眼光独到，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肯定。

　　曹先生在其助理彭孟燕女士的协助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曹先生说，所谓“河洛郎”，指的是明清时期从福建漳州、泉州移居台湾的闽南移民，之后成为台湾闽南人的统称。在台湾，“河洛郎”又称“河洛人”、“本省人”或“台湾人”。“河洛郎”的语言是发源于河洛地区的“河洛话”，又称闽南语、本省话或台语，其实是保存比较好的中原古汉语，这种语言在现在的洛阳已失传，洛阳人大多已听不懂“河洛话”。

　　明万历年间起，“河洛郎”一批批奔赴台湾

　　提起“河洛郎”，很多人会联想到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

　　曹先生说，其实“河洛郎”迁徙台湾的浪潮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最初以福建渔民为主。曹先生在其撰写的论文集《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中，利用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后殖民者税务机关留下的《大员（编者注：指台湾）日志》，找到了“河洛郎”最初开发台湾的准确记载。

　　根据《大员日志》的记载，最初赴台的“河洛郎”主要是厦门人和小金门人，每年12月至次年2月，这些渔民会一批批地通过“黑水沟”（台湾海峡），到今天台南县安平区附近的海域捕捞。例如，公元1636年12月13日午后，有30条“河洛郎”的渔船赴台；公元1637年9月9日，又有85条“河洛郎”的渔船赴台。

　　“河洛郎”赴台前，台湾是什么样子的？曹先生推荐本报记者阅读大陆学者撰写的《东西洋考》中的《东番考》，里面详细记载了台湾当时蒙昧、落后的情况。

　　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跟随赴台的主要是泉州、漳州、厦门一带的士兵，“罗汉脚”（单身汉）很多。清军进入台湾后，虽然朝廷一直禁止大陆居民赴台，但禁令时紧时松，闽南的“河洛郎”土地较少，又遭遇饥荒，便一批批奔赴台湾开垦荒地，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达到最高潮。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清政府解除了大陆居民赴台禁令，但这时台湾的土地其实已经被开垦得差不多了。

　　曹先生说，“河洛郎”赴台稍早，主要在平原开垦，条件比较优越；稍晚赴台的客家人，大多只能在山地开垦。吃苦耐劳的“河洛郎”不仅是开发台湾农业的主力军，并对台湾的文明开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证明，“河洛郎”最初来自河洛一带

　　“河洛郎”和洛阳、河洛地区有什么关系？曹先生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很多研究，只是简单地说：从晋朝开始，河洛地区的居民一批批迁往南方，其中一部分奔赴福建、台湾，所以自称“河洛郎”。

　　记者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采访时，该馆工作人员黄先生特地向记者推荐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沧泽撰写的论文《河洛文化、闽南文化和台湾文化》。胡教授说，河洛文化是从河洛地区诞生的文化，由于河洛地区居“天下之中”，洛阳又是历代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故河洛文化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具有巨大的辐射性。

　　福建气候温暖、溪流纵横，有渔盐之利，适合人类生存，在河洛文化对外辐射的过程中，福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首都洛阳及河洛地区的人民受难最深，大批贵族“衣冠南渡”、平民仓皇逃难，成为闽南第一批河洛移民。当年迁入闽南的河洛移民，将当地两条河流分别称为“晋江”和“洛阳江”，成为“河洛郎”移居闽南的历史见证。晋朝闽南的“河洛郎”，大都是避乱入闽、随军入闽的人。根据福建南安丰州和晋江池店霞福出土的东晋、南朝古墓，可知在那个时期大批中原人来到闽南，其中王、陈两大姓的汉人很多。

　　台湾版《维基百科》的“河洛人与汉族关系”词条也注明：根据河洛人（指台湾的“河洛郎”）为汉族原生民族系说法，台湾河洛人源自闽南泉州、漳州等地，而泉、漳河洛人又自中原移民而至。从晋朝“五胡乱华”世族“衣冠南渡”，唐朝陈元光开漳，五代固始王潮、王审知入闽，河洛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了福建。后郑成功在台湾建立反清基地，大批河洛人迁移至台，陈永华（即金庸先生小说《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原型）主持台湾内政与教育，方有今日台湾河洛文化之初。故有所谓“古代汉语今日只见于漳泉台湾，其因在此。也因此，欲求汉学，必学汉语，欲学汉语，必传今日台湾之河洛汉音”一说。

　　记者在台湾关于“河洛郎”的探究尽管有点儿“蜻蜓点水”，但至少证明洛阳和台湾无论从历史上、文化上还是血统上、宗族上来说都是“亲戚”。

　　大陆台资企业——诚品红木家居洛阳连锁店（老城欧陆家居四楼），不仅是《晚报在现场 宝岛行》栏目的协办单位，还为记者前方采访积极提供帮助。(台湾伦杰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双民先生，在记者进行“河洛郎”相关采访中提供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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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冠南渡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大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王刘曜攻陷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亡。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准备到建康（今南京）建都，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晋室渡江后，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王导依靠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衣冠”，晋时士族峨冠博带，风度翩翩，相对于普通人的蓬头短袄。随晋室南迁的尽是巨家大户、官宦士绅，其中以王、谢、袁、萧家族最为庞大，然而普通人家无力负担搬迁费用，谓之“衣冠南渡”。又有说法云“衣冠”代表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晋朝首都迁至江东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这是中国首都迁至江南的开始。

　　在福建，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处于政权分裂和地方割据状态。这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但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局势相对稳定，于是，大批中原百姓南迁来闽。

　　自永嘉二年（公元308年）起，中原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福建，入闽的主要八姓指林、陈、黄、郑、詹、邱、何、胡。

　　“衣冠南渡”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八姓”入闽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在福州地区，使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

　　这些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