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吹着“呜呜祖拉”为喜爱的球队助威。 工人在对呜呜祖拉进行修整。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她当然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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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喇叭进世界杯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中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是否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地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都快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一个家庭作坊，厂房是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工人也大多是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一百万支“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随意地被扔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她兴奋地凑过去：“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跟打仗一样……”

　　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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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

　　6月11日，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世界杯开幕后首场比赛时，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第二天，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邬奕君吓了一跳：“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这个留着平头、穿着深色衬衣的年轻老板常常坐在茶几前一张矮小的竹凳上，他总是歪着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向客户确认订单，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发货的焦急的客户。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机器。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19岁那年，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面对外人，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2001年，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一边把一支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介绍，这是一种竹子做的大喇叭，是当地人用来驱赶猩猩的。

　　“也许它可以成为球迷喇叭。”成天琢磨着生财之道的邬奕君，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而且根据图片说明的内容，他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

　　当时，因为工厂准备从塑料水壶转行做球迷喇叭，这个浙江男人对“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他做出的喇叭，有的是圆筒形，需要从侧面吹响；有的是由三支大小不一的喇叭并在一起，吹起来像和弦一样；还有的喇叭，从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啤酒瓶。这些不同的喇叭样品，与那个黑色的呜呜祖拉一起，被送往广交会、义乌小商品市场，并且被拍成照片，挂在了阿里巴巴网站上。

　　不过，直到一周前，邬奕君才从一名记者口中获知“呜呜祖拉”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曾经听外国客户把它们称为“威欧威欧”（VOVO），但他自己只是笼统地叫它们“长喇叭”，就像那些同样躺在样品区的“三音喇叭”、“横喇叭”和“酒瓶喇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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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在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原本计划着用这种“独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结果，它们根本无人问津，反倒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三音喇叭，一下卖出了20万支。

　　随后的几年，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直到2009年7月，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希望购买1000支呜呜祖拉。

　　邬奕君并不知道，一个月前，在南非举行的“联合会杯”足球赛已经让这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名扬世界。他更没有想到，这种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随后，来自欧洲、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订单涉及的数量逐渐增长到几万支。

　　真正“震”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邬奕君接到电话，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支样品，并且点名要“荷兰国旗”的橙黄色。样品寄出后没多久，他收到了对方的订单，订购数量是150万支。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支的订单，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

　　４月底的时候，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货物在两国之间海运的时间需要三十几天，再晚一些，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

　　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不过，对她们来说，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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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杯离他们很遥远

　　江夏娟和她的同伴们并不知道，在这次的世界杯上，除了呜呜祖拉，“中国制造”几乎涵盖了赛场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坐椅、服装以及那只被命名为“普天同庆”的足球。

　　甚至，为了对抗他们做的呜呜祖拉的噪音，就在几十公里外的浙江省东阳市，已经有30万对耳塞被空运去了南非。

　　在足球场边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企业的广告标牌，而中国企业也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中国是世界杯上的第三十三强。”有球迷这样调侃道。不过，作为这“第三十三强”的一分子，邬奕君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赢家。

　　世界杯开幕前销售的100万支呜呜祖拉，并没有让邬奕君赚到什么钱。每支喇叭的价格只有两元钱多一点，而利润只有一角钱，“基本上只是走走量”。而当这些塑料喇叭漂洋过海到达南非后，就立刻身价倍增，最高可以卖到60南非兰特，相当于人民币的54元。

　　邬奕君认为，这是国内的工厂相互竞争、恶意压价造成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门槛，谁都可以做”。他声称，自己以后每设计一款产品都要拿去申请专利，不过，目前看来，最迅速的变化是他已经悄悄地涨了价，把每支喇叭的价格定到了3元钱。

　　意外获得的这个机会，让这个年轻老板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他不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并且在私底下联系了广告公司，希望帮助他制作一个网站，借助人们对呜呜祖拉的关注，让工厂“好好发展一下”。

　　相比之下，吉盈塑料制品厂的工人，似乎并不像她们的老板那样有什么明确的理想。对她们来说，不断涌入的订单，只是意味着以分或者角计算的工资又会上涨不少。

　　江夏娟觉得，自己每天去邻居家聊聊天，干干活，一小时居然有6元钱的工资，自己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再需要改进的了。

　　她们日夜赶工做出的呜呜祖拉，如今正改变着世界杯的赛场。6月25日这天晚上，有一个著名的球星宣称，他因为呜呜祖拉的噪音而没有听到边裁的越位哨；而现场的解说员也为了对抗喇叭的声音而变得声嘶力竭。

　　尽管很多人讨厌这种刺耳的声音，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热销。呜呜祖拉的“嗡嗡”声回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并且丝毫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但在千里之外，中国浙江腹地的这个小小村庄里，制造呜呜祖拉的人们各怀心事。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江夏娟已经下班回家匆匆躺下睡觉了，她“根本没工夫看电视”。邬金燕今天被排在了晚班，她正在节能灯惨白的光线下，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一边对抗着自己的困意。而邬奕君还在忙着谈生意，即使是他最爱的西班牙队的比赛，也只能抛在脑后了。

　　他们的世界里飘荡着关于生计的故事，而那些呜呜祖啦的“嗡嗡”声，虽然吵翻了全世界，却很难飘进他们的生活里。

　　（据《中国青年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