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乡革委会的秦主任邀请我到他蹲点的示范村搞合作医疗。

　　我所在的大队医疗室名气很大，平时病人很多，我也常常需要到附近村庄出诊。但是，背着急救包步行速度太慢，有时候难免会耽误病人的治疗，我急需一辆自行车代步。我到县城的商店里看过，那里只有永久、飞鸽、红旗这几个牌子的自行车，数量很少，而且凭票供应，极其难买。

　　大队医疗室有个女司药，她的爱人姓黄，是个军官，在上海服役，能买到很多紧俏商品。很多人都托小黄从上海买收音机、自行车等，我也去找了他，表达了自己想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

　　过了两个月，我得到消息：自行车已经买到了，是永久牌的，并且已经托人在上海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辗转千里运到了平顶山市区，提货单已经邮寄给我。收到提货单后，我马上从乡下步行20多公里，从早上走到中午，在提货的最后期限之前赶到市区，在平顶山火车站提出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看着别提多帅气了。我激动不已，骑上自行车一路疾驰，风从身边掠过，飘飘然如登仙境，20多公里的归程，我只用了一个多小时。

　　一进村，聚在村口聊天的老乡们就围了上来，大家一边抚摸着我的新自行车，一边啧啧称赞，羡慕不已。我自豪地扶着车把，微笑不语，享受着众人瞩目的感觉。

　　这辆自行车的价格是15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才32元，它足足花掉了我将近半年的工资。

　　过了几天，我和村里的电工骑着这辆自行车到邻县办事，路过自由市场，电工想去市场上看看，买点东西。我们推着自行车一进市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不少人围过来议论纷纷：“新永久，真漂亮！”“看，还是加重的！”……我们听着，心里无比自豪。正在这时，从北面市场管理办公室走来一位工作人员，他命令我们：“走，到办公室登个记，卖车需缴交易税。”电工支支吾吾不敢说话，“危急时刻”我挺身而出。那天我身穿新做的黑色军大衣，头戴新买的东北皮帽，脚蹬擦得亮晶晶的旧皮鞋，还戴着一个大口罩，很有派头，像个干部。我不慌不忙地说：“同志，这辆车是前几天刚从上海运回来的，咋会卖呢？！”市场工作人员这才放下板着的脸，笑说：“误会了，对不起！”我和电工迅速“逃出”自由市场，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跑了。

　　20世纪６０年代，农村人结婚要求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我和爱人结婚8年后，才买到一转（自行车）和一响（收音机），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什么家具也没有。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和爱人相濡以沫，仍然生活得很快乐。后来我换了工作地点，这辆永久牌自行车被熟人高价买下，继续为当地老百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