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亲近又疏远的两代人    

　　28岁的方馨加入“父母皆祸害”网络讨论小组之前，已向父母“宣战”了14年，手段包括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上大学，不看春晚，不按时吃饭等。最后一场大型“战役”爆发于一年半前，导火索是父母认为她该做妈妈了。

　　成为“父母皆祸害”小组的一员后，方馨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大逆不道”。和这个根植于文青大本营豆瓣网内，拥有近7000名成员与一个惊悚名字的讨论小组相比，她与父母的“战争”根本不值一提。

　　小组连组规都充斥着旗帜鲜明的战斗性：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那些击中两代人关系痛点的帖子，总会迅速引起强烈共鸣。

　　这些虚拟的硝烟都是单方面的。据组内调查，该小组成员的普遍背景为：生于1984年之后，相信世界以自己为中心；从小便接触网络，没什么不可接受的观点，也没什么不容置疑的权威。

　　而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教师，爱看春晚，不擅长使用网络，几乎没有加入小组打“自卫反击战”的可能。

　　这些常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父母，却让子女绝望地感到“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里毕业”。

　　50后与80后，这两代人的关系身不由己地变得既亲近又疏远。

　　▲▲ “顺我者昌逆我者呸”    

　　“父母皆祸害”出自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自杀俱乐部》，少女杰丝在姐姐出走后，与陷入神经质的母亲及任教育部长的父亲关系愈发紧张。在小结自己失败的青春期时，杰丝如是说。2006年，张坤将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并推荐至豆瓣网。

　　2008年1月，一名豆瓣网网友邀她加入其新成立的小组，并担任小组管理员，组名就叫“父母皆祸害”。

　　张坤接受了任命。作为资深豆友，在上海某英文报任文化记者的她并没觉得这个小组离经叛道，她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一代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话题每天都在更新，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如何“对付”父母？首页上，几篇被视为经典且指导性强的帖子长期置顶——如何高效地anti-parents（反父母）？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失败人生；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

　　父亲节前，另一个热衷玩投票的社交网站开心网做了一个关于两代人关系的调查，投票结果显示，50后这一代父母最大的问题是：控制欲太强，不尊重子女隐私。

　　不过，这些都是网络世界中的抱怨，这是一场不对等并且趋向于自我封闭的“战争”。

　　两年多来，“父母皆祸害”小组只迎来过一名“敌军”：一名高一女生的母亲。这名会上网的母亲发现女儿与她的交流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冷淡，特地找上门来，试图与女儿的同龄人交流。

　　小组成员没有给她机会，他们“驱逐”了这位母亲，理由是：这儿的组员都是一群受过父母伤害的孩子，他们只想互相取暖，不需要和解。

　　方馨一直在小组里潜水，在现实世界里，她从没有以“敌方”的形象出现在父母面前，也绝不会像同龄人在网络中所呈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呸”般盛气凌人。

　　▲▲ 小学老师的孩子“特倒霉”

　　方馨从反抗父母不让熬夜看书、不让涂指甲油等鸡零狗碎的“游击战”升级至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持久战”，分水岭出现在小学高年级。

　　在一节讲鲁迅作品的语文课上，方馨举手向任语文老师、班主任的母亲就一处表述提出质疑：“要么是鲁迅写错了，要么是国家教委编错了！”母亲当场发飙：“鲁迅怎么会错？！国家教委怎么会错？！”

　　坚决不认错的方馨最终受到最高处罚——在全年级学生面前高声朗读检讨书，重复三遍：“是我错了！”

　　方馨的父亲是铁路火车司机，按规定的时间睡觉，按规定的时间起床，按规定的速度开车。他不能忍受既定的生活节奏和规矩被打破，比如女儿看书入迷，总不愿按时睡觉、吃饭。

　　这是一对50后父母的典型面孔——

　　他们受教育不多，与80后子女可交流的话题，和路人甲、路人乙在旅途中相遇时的寒暄没多大区别；他们已习惯于生活、就业、房子、生育全部被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好，也就习惯性地想为子女安排好一切。

　　初中毕业后，方馨成功考入外地重点高中，如愿以偿地开始独立生活。每周，她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信，全是标准的小学生作文体，比如，“香港准备回归祖国大陆了，我和你爸爸都为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你即将迎来高考，我们都为你的刻苦学习精神感到骄傲而又担心……爸妈相信你一定会长成国家的栋梁”。

　　更有组员回忆起往事怨气难平，“卷子还是热的，我妈就把我叫去大骂一顿”。也有目击者称：“老师的孩子特别倒霉，父母老拿班上或年级第一名跟他们比。”

　　▲▲ 两个时代的“对峙”        

　　作为管理员，张坤的职责是删除带人身攻击的过激帖，调节组内气氛。不过经她手的删贴不多，在她看来，这个小组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发泄。“许多人的困境很相似，这是两个时代的对峙。”

　　2000年，方馨考入北京某名校。两年后，父母到北京看她。方馨想带他们看话剧，母亲却要求先去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的水晶棺前，母亲哭了。她说：“当年我作为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还幸福地亲眼见到他在天安门上招手。”

　　这一烙印还表现在——

　　母亲像患有强迫症似的，每次非要将粘在电饭煲、碗沿甚至掉在桌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吃掉才罢休。

　　父亲像跟电有仇，会定时检查家里开着哪些不必要开的电器；每天晚上7点，父亲只允许客厅亮一盏台灯，在昏黄的光线里一动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

　　在方馨的“持久战”硝烟渐逝时，22岁的江烨刚展开与父母的“战争”。2006年，她被保送到浙江大学，然后开始海量看书、看电影、泡豆瓣网，并且很少与家人联系，父母对此大为光火。

　　在就业选择上，两代人的逻辑也是“鸡同鸭讲”，最终的妥协方案是，江烨必须保证毕业后进入一个稳定的单位，最好是公务员。

　　“我都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单位’在英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儿，这是一个即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概念。”江烨说。

　　▲▲ 儿女是唯一的信仰    

　　2004年，方馨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后，一度缓和的家庭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起因是父母执意搬到北京同住，将家乡的房子卖掉以供女儿女婿提前还完房贷。“好几十万的高利贷啊！”父亲说，他至今都不习惯讲商业贷款，“欠人家这么多钱，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对金融工具的抵触是50后父母的“生理性”反应。大多数普通的50后父母至今还住在单位的福利房里，不习惯欠钱，不用信用卡，不敢预支未来。眼下，他们却又纷纷承担起子女们在大城市最头疼的立足成本——房子。在开心网组织的一次调查中，80%的参与者承认，首付甚至全额房款都来自父母。

　　可以说，很多50后父母代替他们刚“出道”的80后子女，成了天价房时代的“房奴”。

　　方馨与丈夫抗拒用父母的钱，对长期共同居住也感到纠结。来北京居住不久，母亲就催方馨生孩子，并在做完所有的家务之后，拿出毛线为不知何时才会出生的外孙织毛外套。“以前，集体主义是他们的信仰，现在，儿女成了他们唯一的信仰，”方馨说，“母亲总说，父母活着的意义，就是为子女服务。”

　　方馨最终决定要孩子，缘于计划外的怀孕。如今，“很多矛盾都轻易地被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方馨笑说。

　　生产后，方馨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女儿身上——托同学从香港寄奶粉，甄选婴儿早教机构，极力游说父母不要一次性还清房贷，将手头余钱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母亲那时就笑了，”方馨说，“说我还不是和他们一样，将自己期待的模样，早早就强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

　　当妈妈的方馨每天上网的时间大大减少，她也很少再去看“父母皆祸害”小组了。“父母皆祸害”的管理员张坤注意到，两年里，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很大，活跃的组员总是一拨一拨的，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也都有人悄悄离去。

　　江烨还在里面潜水，绝大多数情况下，她就看着，不说话。在现实生活中，她一如既往地是父母的骄傲与精神支柱。和几乎所有组员想的一样，她这辈子都不会告诉父母世界上存在过这样一个小组，而且，她还是其中的一员。

　　(应采访者要求，方馨、江烨为化名)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