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涞源县白血病患儿刘智超在北京309医院治疗，目前无力支付医疗费用。 （资料图片）

　　河北省涞源县北石佛乡马庄村农民刘国明近日向媒体投诉，县里官员在转交为其儿子治疗白血病而募捐的款项时，存在“多开收据少给钱”的行为，导致5.1万元捐款被克扣近半。对此，经手此事的县团委书记高常庚予以否认。但是，转交捐款无正式发票以及第三方监督，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当时交款细节。

　　此外，刘国明还称，在转交捐款过程中，被要求先打收据后付款，捐款遭克扣充当“活动经费”。高常庚称，在捐款之前，刘国明答应捐款活动组织费、请捐款单位吃饭费用从捐款中出。

　　举报传开后，此事在涞源县引起争议。当地官方25日表示，该县已成立由纪检委牵头的调查组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

　　家长举报治病捐款遭克扣

　　2009年年底，在河北省涞源县北石佛乡小学二年级就读的刘智超被确诊患白血病（俗称血癌），刘国明、马海彦夫妇找亲戚借钱、卖房为孩子治病，但随着治疗的深入，费用越来越难以为继。

　　正月刚过，刘国明找到涞源县一位副县长，一见面就扑通跪下，向其陈述了孩子的困境，希望获得帮助。

　　该副县长找到去年11月才上任的涞源县团委书记高常庚，让他了解具体情况后设法给刘国明提供帮助。直到今年5月的一天，刘国明在打给高常庚的电话中哭了，说孩子由于没钱治疗，不得不从医院搬出。

　　于是，高常庚决定，由县团委牵头，在县教育科技局的五所下属学校的师生中、县电力局干部职工中组织一次慈善义捐，为刘智超筹集医疗费。

　　到6月中旬，从各个捐款单位收集的善款共5.1万余元。近日，刘国明向媒体举报称捐款遭到克扣，差额达两万元，几乎为捐款总额的一半，刘国明怀疑有人中饱私囊。

　　捐款额与预付款对账无误

　　得知刘国明的举报后，7月20日下午，涞源县教育科技局局长段晓霞决定在教育系统内启动对此事的调查。

　　临近下班，段晓霞把局里的捐款经手人、五所学校的捐款经手人全部叫到办公室，当面逐一核对数额。经六方共同证实，涞源县教育科技局下属五所学校共捐款34708.8元。

　　次日上午，涞源县电力局团委也出示了有刘国明签字的收据，一次性捐款金额为1.7万元整。

　　涞源县教育科技局捐款经手人冯敏娜介绍，该局的捐款通过其手三次转交给高常庚。第一次现金5000元，第二次现金2.7万元，第三次现金1.5万元。冯敏娜现场出示了高常庚交回的，有刘国明签字的3张收据，金额与日期相符。

　　冯敏娜说，剩下的4000多元，包括无法存进银行的残损钞票也已交付给高常庚，暂时还没收到收据。

　　由此，收据金额与未收到收据的金额相加，与捐款总额相符。捐款环节克扣的可能性被排除。

　　转交被指“多开收据少给钱”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捐款转交的环节上。

　　经双方证实，刘国明通过高常庚，拿了三批捐款，三次转交捐款均是先打收据后给的钱。根据收据金额显示，第一次为5000元，第二次2.7万元，第三次1.5万元。刘国明承认，收据都为他的亲手签名。

　　但是，对于转交捐款的数额，刘国明与高常庚却各执一词。

　　7月22日，刘国明说，高常庚在给款的过程中，“存在多开收据少给钱”的行为。他称，高在三次给钱的过程中，总计实付款2.7万元，却让他开了4.7万元的收据。对此，高常庚表示否认。

　　高常庚说第一次给钱，他当时对刘国明说明其中扣除了1000元的“活动经费”，因此只有4000元，让打5000元的收据。

　　刘国明称，接过捐款时他没有当面点钱，回家后也没有点钱。直到带着这些钱，加上自己的几元零钱，买了车票去北京的医院交了3000元住院费，才发现兜里只剩200元，他觉得，扣除的“活动经费”不止1000元。

　　第二次给钱，刘国明说，高常庚又跟他说里面扣除了“活动经费”，但具体没有说多少钱。刘国明按照高常庚说的数目写下了2.7万元的收据，然后收钱。

　　刘仍旧没有当着高常庚的面清点钞票，“我想，这钱是捐的，当着他的面我不点。我回家自己点了一下只有1.7万元”。刘国明说，教育科技局那边只有5000元，电力局只有1.2万元,但当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

　　对此，高常庚面对刘国明立即进行了反驳：“刘国明，你摸着良心说，是不是只有1.7万元？”

　　高常庚称，给钱的时候，前后间隔了半小时左右，第一次是教育科技局的1万元，第二次是1.7万元，也未提扣除“活动经费”。

　　第三次转交捐款，刘国明说，当时他并没有当面质问高常庚上次的款额为什么相差1万元，“只要给钱，我当时就挺高兴的，只是后来到了医院没钱了，我才想起这里还有那么多钱”。这一次，照例先写1.5万元的收据后给钱，但刘国明依旧没有当面点钱就回家了，发现只有7000元，少了8000元。

　　对此，高常庚称，按照收据上写的如数给了1.5万元。

　　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交款细节

　　对于是否能证明高常庚在交款过程中存在“少给款，多开收据”的行为时，刘国明说：“我拿不出证据，但确实有这样的事。”

　　这一说法，令高常庚大为恼火，但高也没有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双方承认，在转交捐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第三方证人监督，也没有正式发票和手续。

　　高常庚说：“除了收据，我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录音、录像，没有证人。”他说，谁也想不到在这个环节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

　　双方证实，刘国明在交款过程中并未当面清点款额。

　　转交捐款为何不当面点清？高常庚说，“我每次都让他当面点钱，他都不点，可能是出于尊重我”。

　　此外，刘国明在解释为何明知少给还要多写收据时表示，最初他理解这其中包含一些活动费用，但三次累加的活动费用超过了他的心理预期，才将此事公之于众。

　　募集善款要扣“活动费用”？

　　7月20日晚，刘国明接到高常庚的电话，让其次日上午去领最后一次善款。刘国明以为，他“盼来了”。

　　21日上午10时，看到桌上一沓近乎发霉的钞票，刘国明却拒绝领取这笔4380.2元的款项。

　　刘国明和高常庚两人证实，在捐款之前，双方曾有过沟通。当时高常庚问刘国明，捐款活动的组织费、请捐款单位吃饭的费用怎么出。刘国明回答，可以从捐款中出。

　　刘国明认为，这4000多元算是“活动经费”，在他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一部分，而是遭到“克扣”的那两万元。

　　高常庚解释，县团委是个穷单位，为组织单位捐款，县团委召集单位开会租用了某宾馆会议室花费500元，会议中的三顿饭总共花费不到1500元。此外，余下的钱，如果有进一步的捐款，或者捐款活动结束后，再把大家召集起来，把刘国明也叫上，吃个饭作为答谢。

　　“我不知道有没有明文规定这笔钱该由谁承担，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个事。现在，活动费用就由我自己掏腰包吧。”高常庚说。

　　慈善捐助或陷入信任危机

　　7月20日，一位当地党委官员就此事件表态说，这场纠纷将会使类似的慈善捐助活动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类似的困难家庭大病重病需要救助的情况比较常见。涞源几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在受访中表示，每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几次向家庭困难的患病学生捐款的活动。涞源二小一名教师说，光是县里、（教育科技）局里下达的捐款通知就很多。

　　涞源县教育科技局局长段晓霞说：“这些钱比油锅里的油还烫手，查出谁拿了就把谁拖出去枪毙了！”段表示，有很多人会向其提出救困申请，每年其下属学校都会组织几次捐款，不过，只有这次闹出了这么大的纠纷。

　　涞源县党委一名官员担心，此事无论真伪，都会影响人们对这种身边常见的捐赠活动的信任。他说，对于捐款组织者而言，其帮扶动机不仅受到受捐者的质疑，还受到捐赠者的质疑，结果就没人再捐，影响很不好。

　　高常庚也表示，之前，关于刘智超的进一步捐款方案本已在制订中，但现在此事一出，如何处理，他面临两难境地。“如果继续搞，谁还会来捐，名声都臭了；如果不搞，会被人怀疑我有鬼，或者小气”。

　　7月22日上午，他透露，一名本地房产商欲通过他对刘智超进行捐助，但被其请求“稍缓一下”，“我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关于规范慈善捐款的法律法规，目前也有待完善。

　　2007年8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慈善法已列立法计划。但是据了解，截至目前，还未公布草案或更多细节。今年5月1日，江苏省正式实施了《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