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政府“阳光采购”频频引发争议：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109万元，可结算价却高达875万元，高出了8倍。长沙市另一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比公示价高出上千万元。在此之前，昆明市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被曝集体“高价”采购，而长春市购进一台电脑接近3万元……本为引进竞争、节省支出的政府采购，究竟生了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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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价高出中标价8倍：“阳光采购”有潜规则

　　在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建造中，有10多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远远高出中标价。其中，这栋大楼的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109.8万元，结算价却高达875.5万元，高出了8倍。对此事件，当地数位退休老干部向省纪委实名举报，但据记者了解，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查清查明。

　　长沙市还有一个废弃物污水处理项目，政府采购时的中标公示价为5346万元，但实际结算价至少比中标价高出上千万元，这引起了审计部门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项目开标后，多家投标公司质疑招投标程序涉嫌违规。据参与竞标的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介绍，招标公告曾规定：“项目设投标报价上限值，上限值在开标前7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人。”但在开标前3天，招标方突然取消了投标上限值。他们表面上以较低价格中标，暗地里却以远高于中标价结算。

　　与“明低暗高”的招标手法相比，日常办公支出的“高价”采购更易被发现。昆明市财政局、纪委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近期被曝集体“高价”采购。其中，昆明市财政局采购4台服务器、68台台式机、8台笔记本电脑，成交价57万余元，比市场价约高1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购125台笔记本电脑，每台6760元，而中标机型市场价为5099元，一单生意就比正常价格高出21万元……

　　但面对种种质疑，昆明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不以为然。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办公室主任陈一凡解释说：“我们承诺，采购决无暗箱操作，市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都是我们的监督单位。”他表示，昆明市的政府采购，完全是按法定程序进行的，信息“公开、公正、透明”，是“阳光采购”。

　　在昆明曝出办公用品“高价”采购之前，长春市一部门的政府采购清单中，也出现近3万元一台的电脑。面对质疑，昆明和长春有关部门都给出相同的“答案”：买高配置设备是“工作需要”。

　　“什么工作需要？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竞标，比的不是价格、不是质量，而是关系。”曾参与政府采购的昆明市供货商李某称，“买的东西次一点儿，供应商赚一点儿，回扣拿一点儿”，是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三点”规律。少数负责采购的公职人员甚至会和供货商“共谋”赚取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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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招标、公告：环环皆有“漏洞”

　　财政部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为1009.6亿元，2009年则突破7000亿元。财政部有关人士坦承：由于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起步较晚，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监督不到位具体体现在审批关、招投标关和公告关都有漏洞，使一些地方的监督形同虚设。”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说。

　　在“审批关”中，一些职能部门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关专家说，在昆明市财政局采购过程中，财政局既是采购需求人，也是审批人，还是监督人，角色上的交叉使得财政局是否能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能遭到质疑。

　　在“招投标关”中，一些地方只是走个程序，实则猫儿腻多多。湖南一位多年参与政府采购的厂商说，因缺乏监督，他们多次遭遇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人提前透露标的给“自己人”，合伙商量“围标”、“陪标”等早已不是秘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几家企业长期垄断政府采购的局面。

　　据知情投标企业向记者透露，在长沙市高出中标价上千万元的政府采购事件中，开标前3天突然取消报价上限值，明显有违招标投标法。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应在开标前至少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方。不仅如此，长沙市政府采购办接到投诉后，虽认定违规情况属实，却以“不影响招投标结果”为由驳回投诉。此后，相关方再依程序向省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省级机关要求市里“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这次长沙市采购办很快重新认定“此次采购活动违法”，但此时距中标公示已有近半年时间，采购已结束，成为无法纠正的事实交易。

　　政府采购的最后一个流程是“公告关”，本意是公开让社会审核。湖南省法学专家陈杰人表示，像昆明和长春的“高价”采购，只简单公布招投标结果，不公开事前、事中情况，公众很难发现个中“道道”，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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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监督：让“潜规则”无处遁形

　　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等专家介绍，我国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一直未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存在一些法律盲区，为一些 “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阳光采购”不“阳光”，甚至滋生腐败。要刹住政府采购中的“歪风”，应在制度和程序上“补漏”，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在制度“补漏”前提下，还应让公众监督参与到政府采购中，改变以往单一行政监督模式的弊端。

　　为防止“采购腐败”发生，近年山东省烟台市探索建立采购事前需求论证制度，节约了大量财政预算资金。烟台市一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工程项目，采购人提出的预算为4000多万元，但经过各方参与的事前论证，预算最终被“砍”去了一半。

　　“实践证明，在财政审批关中，引入社会监督十分必要。”傅大中等专家认为，财政部门应将政府采购预算细节在网站和媒体上公示，如果公众有异议，要吸收专家等重新调查，或举行听证会，有效规避“审批关”中出现滥用职权行为。

　　“公告关”也不能一“告”了之。汪玉凯等人表示，除了公众监督外，审计、监察机关应加大过程监督力度，及时向公众通报结果，取信于民。

　　“建议对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向社会公示。”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院长王学杰说，只有严格监督和惩戒机制，“阳光采购”才能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