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亲笔回电。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下简称洛八办）建立于1938年11月，撤离于1942年2月。在洛阳的三年多时间里，它不仅是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我党我军输送干部、青年及转运物资的重要管道，更是国共双方高层相互联系、联合抗日的纽带。

　　在洛八办纪念馆里，保存着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两封电报，这两封电报提前近一个月预示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的可能性，从中不难看出洛八办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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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封珍贵的电报

　　这两封电报是从中央档案馆获得的，非常珍贵。其中一封是1940年12月9日中央收到的由洛八办发出的电报；另外一份则是194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发给洛八办的亲笔电报。

　　洛八办的业务主任王志军说，洛八办成立后，即与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新四军彭雪枫部等建立了通讯联络。

　　因当时的豫西省委并没有设立电台，因此洛八办基本上承担了所有的与中央、中原局和北方局的联络通讯工作。即使到了1940年10月，中央下令“公密分开”（即从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人员分开），省委人员全部撤出洛八办后，豫西省委的对外联络工作仍主要靠洛八办电台。

　　他说，两封电报的时间与“皖南事变”爆发的时间非常接近，并且内容也都与“皖南事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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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电报预见国民党有决裂倾向

　　1940年12月9日这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时任洛八办处长的袁晓轩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谈话。

　　在电文中有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卫）对北移问题已请缓一个月”；二是指出“渝方有决裂之心”。王志军说，所谓的“北移”，就是指新四军向长江以北转移的事情。

　　新四军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

　　两党经过谈判，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并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委兼副军长。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同年11月9日，朱德等发出“佳电”（佳指代电报发出的日期，即9日），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至长江以北。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新四军并没有按中央的要求马上北移。

　　在此期间，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积极从中协调，向上级请求将新四军北移的时间延缓一个月。但是，他也指出“渝方有决裂之心”，这里的“渝方”指的是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由此可见，卫立煌当时已察觉到了国民党当局对联共抗日的态度已没那么坚决了，而是有决裂的倾向。

　　洛八办及时将这一重要情报电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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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封电报为毛泽东亲笔回电

　　另一封电报是毛泽东向洛八办发出的一封亲笔回电，发电时间是1940年12月23日。

　　这封电报很简短，首先感谢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然后表示要作出让步，撤退江南的新四军。

　　这封电报指示洛八办：“请他注意何应钦的阴谋，反共只于敌人及亲日派有利。”这里的“他”指的是卫立煌。

　　王志军说，从这句话可以推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预见到了何应钦等国民党人的反共之心。次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更是两次指示叶挺、项英立即准备北撤，并且一切问题必须在二十日内处理完毕。

　　王志军曾查阅了许多电文资料，资料显示自1940年12月9日至“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给新四军共发出八封电报，催促新四军进行转移。最后一封电报发出的时候，形势已十分危急，电报让叶挺先率领一部分人转移到江北，并成立指挥部。这样即使战争爆发，也可有个指挥中心，并可保留新四军的番号。

　　最终，由于新四军的将领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幻想，对形势判断不足，使得新四军北移的日期一再延误，直到“皖南事变”爆发。

　　双方电报必须经由西安中转

　　然而，中央于1940年12月9日就收到了电报，为什么到12月23日才给洛八办回电呢？王志军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

　　当时，洛阳是我军从延安到晋东南根据地、豫皖苏边区的必经之地，因此，许多情报都要经过洛八办，洛八办成为连接延安、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纽带。

　　但是，无论是中央发给洛八办的电报，还是洛八办发给中央的电报，都不能直接发送，而是要从西安中转。之所以需要中转，是因为当时洛八办电台的功率太小，无法远距离接收和发出信号。

　　可是这样一来，接触到电报的人就多了，这些绝密电报的安全性就难以得到保障。而且中转的时间长了，还会影响电报的即时性。

　　这一问题洛八办的同志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在上述的第一封洛八办发给中央的电报中，袁晓轩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四）因我洛电台不直接与延安通报，须侯西安发到一部才能直通。（五）望立发护照，嘱速运来电台一部，以资慎重商讨。”

　　就在毛泽东回电后的第11天，也就是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