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一言难尽：1912-1949民国映画》 编著：顾晓绿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伎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在巴黎大学留学时，其义父布朗先生刻意安排他与一个名妓作邻居，目的不仅是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家中的政客、军人、富商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以不容拒绝的口吻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成为清廷遗老，不但被末代皇帝溥仪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还在学术上“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此后，他还参与了张勋复辟的密谋。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他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的外表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大嗓门，见了王国维却总是默不作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为他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最后，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沉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黄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饮，喜赌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课时，常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吗？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他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与人讨论时，若有人观点与己不合，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章太炎在东京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房间。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扫兴，陈独秀随即别去。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

　　黄侃平日好使酒骂座，中大文学院院长汪旭初与其同为章太炎弟子，但汪气性稍平和，被黄破口大骂的时候，每每退让避之。一日，黄侃忽于教授办公室中大声骂汪：“外间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但是我年长于你，何故置你于我之上？”汪不能答。旁有人笑曰：“你们误解了，汪、黄可不是什么好名字，不知当朝也有汪、黄二人吗？”

　　闻得此言，黄侃一笑而罢。原来当时汪精卫方任行政院长，黄郛在外交方面又是丧权辱国，故而有“汪黄”之骂名。人称宋臣祸国必举秦桧，但在秦桧以前，力主对金屈膝者还有汪伯彦、黄潜善二人，史亦称“汪黄”。

　　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一说法：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里，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见一股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年轻气盛，便也回骂。不骂不相识，待两人互通姓名后，便将话锋转到学问上，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唯独对黄侃刮目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