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事业是个“圆”，在办广播中开始，又在办广播中结束。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喜马拉雅山中段的卓拉山口对印军广播的经历。

　　1971年，我22岁，结束在北京大学为期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我和几个战友一起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被分配到了广播队。广播队在亚东边防设有广播组，专门对印军广播。我去了海拔最高的卓拉山口。

　　卓拉山口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一年中有半年多时间大雪封山，与世隔绝，战士们终年过着“穴居”生活。夏天洞穴中潮湿，睡觉的木板下总汪着水；冬天滴水成冰，形成的冰挂比象牙还粗，稍有不慎，就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中印双方在中（国）锡（金）边界用大喇叭喊话“对峙”，是从1962年开始的。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后来用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有线广播。我们这些学外语的人承担的任务是播音，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由于山口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让人最头疼的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才能成功。

　　由于这里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的一切物品都要靠藏民背运。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我们一日三餐只能吃陈米、干菜，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看过十几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在啃圆根（藏萝卜），就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

　　卓拉山口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可它也有美的一面。每年杜鹃花开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几乎被冻成了冰人。那次暴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从此，亚东边防持续了将近10年的“敌对广播”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