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作者 刘宜庆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他们的经典名作《边城》和《受戒》都是传统文化之水蕴育而成。汪曾祺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也是得意高足。

　　1947年，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眼看就要流落街头，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了自杀。

　　当他把自己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就回信责骂了他：“因为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在信中，沈从文还举了自己当年闯荡北京、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他对汪曾祺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李健吾已对汪曾祺十分了解，也很欣赏汪的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与黄裳相识了，同时认识的还有黄永玉。

　　1947年至1948年，汪曾祺在上海和黄永玉、黄裳过从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岁，神采飞扬，书生意气，这是岁月里挥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朋友中，有一位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边教书边写文章，文章又写得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浑身的巧思。”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东西：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李国涛在《“文体家”黄裳》一文中也谈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的情景：“在那时，其实三人都不过是普通的作家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气味相投……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

　　联大复原后，沈从文在北平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他强烈地憎恨战争，反感任何党派，于是观点中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对沈从文的观点感到非常焦虑，委托当时在上海的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劝他少写杂文，专心写小说。巴金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得太晚了，沈从文已经深深地被卷进了历史大变革的漩涡之中，他的人生最低谷到来了。

　　1949年春天，沈从文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他自杀未遂，被亲人及时抢救过来后，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位小说家，故宫午门下的历史博物馆则多了一位文物专家。

　　随后，汪曾祺在上海辞职，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他的生活没有着落，连住处都成了问题，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床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别人接济。在这里，汪曾祺度过了半年散漫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在北平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在《午门忆旧》一文中，汪曾祺回忆了当时的工作：

　　北平解放前夕，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我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整天和一些价值不大、不成系统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残守缺”，日子过得倒是蛮清闲的。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别了午门，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了……

　　汪曾祺刚走出午门，参加火热的革命，他的老师沈从文就走进了午门历史博物馆。汪曾祺放弃的抄写文物卡片的工作，正是老师沈从文以后多年从事的工作。大时代的洪流中，这对师生的选择正好相反，而他们的选择带着历史的印记，完成了一个交接，也好似一个轮回。此后，他们的荣辱、哀乐、悲欢，都和革命的时代紧密相连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小说家沈从文退到了历史舞台的幕后，他无法用手中的笔来见证这个时代，这真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