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吴佩孚

　　李大钊（1889年—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驱。

　　吴佩孚（1874年—1939年），直系军阀首领之一，曾一度操纵中国政局，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有实力的人）。

　　1922年7月、9月和10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短短几个月内与军阀吴佩孚在洛阳有三次会面，这是古都洛阳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两个身份迥异的人为什么会面？为什么要在洛阳见面？他们谈了些什么？对时局有什么影响？翻阅了众多文史档案，我们渐渐拼起了80多年前这段渐被忽略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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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再临洛阳

　　1922年9月8日，李大钊由上海再次来到洛阳。

　　行前，李大钊对这次见面的前景很乐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孙中山到上海后，态度很冷静，表示愿意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打破各省割据的局面，洛阳（指吴佩孚）对此可表示一致。

　　这次到洛阳，李大钊只待了三天，他主要了解了吴佩孚的新政治动向，并同吴佩孚进行了会谈，通报了他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有关情况，听取吴佩孚的意见。

　　对于交谈内容，李大钊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说，他向吴佩孚介绍了孙中山有关恢复国会、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和削弱地方督军势力的意见；对此前直奉之间还将再战、吴佩孚移师郑州的“坊间传闻”，他观察认为这是“谣传”。吴佩孚还表示，如果孙吴能够合作，那么吴佩孚愿意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到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

　　李大钊作为“中间人”，对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一些看法表示赞同，但他也认为，如何削弱各省督军的权力、向中央集权困难重重。

　　9月11日，满怀希望和焦虑，李大钊乘火车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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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吴双方合作的条件

　　李大钊虽然离开洛阳回到北京，但他与吴佩孚及孙中山建立起的联系使共产国际得以进行进一步的争取工作。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孙中山和吴佩孚都开出了自己的条件，而共产国际为了促成合作，也表示了很大的诚意。

　　从随后披露的各种资料来看，孙中山提出双方合作的前提是：吴佩孚解散他所操控的北京政府，并承认张作霖的地位。

　　当时，北京政府在财政上已经陷入绝境：其财政收入每月只有数十万，但每月用于军警的开支就达到540万，此外还有行政支出约300万，可谓入不敷出。

　　共产国际表示，苏俄政府愿意给予中国分10个月支付（每月200万美元）总额为20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只准备借给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组成的政府。

　　而吴佩孚则提出，双方合作的前提是：孙中山必须先与张作霖断绝往来。

　　共产国际也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放弃“联张反吴”的策略。他们劝孙中山说，吴佩孚的军队比张作霖的强大得多。况且张作霖依附于日本人，这是全国皆知的秘密，如果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对孙中山名誉也会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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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吴双方的妥协

　　虽然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但是毕竟坐下来谈了，这是个好现象。对于配合谈判，吴佩孚和孙中山也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动作，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首先，吴佩孚把亲英美的内阁总理颜惠庆赶下台后，扶植“自己人”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并派出代表前往上海拜谒孙中山。

　　对于吴佩孚的这个动作，孙中山也作出了回应：9月中旬，他指示在北方从事秘密活动的国民党员，“此后对北方已取和缓态度，故一切急烈之举，皆当停止”。

　　然而，两人的善意举动也就仅限于此。张作霖的问题仍是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的最大障碍。

　　吴佩孚甚至认为，张作霖是他的死敌，他对孙中山可以妥协，但对张作霖则必须持强硬态度。他甚至要求北京政府给孙中山一定的礼遇，但反对由北京政府派员到东北同张作霖联络，并两次致电北京政府，坚持反对恢复张作霖的官职、官衔。

　　而孙中山也拒绝与张作霖“分手”，他说：“至于吴佩孚，我很想与他合作。但是，以我同那些仍然忠于我的统一国家计划的老朋友的决裂为条件的合作，我是不能同意的。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

　　孙中山表示，他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不会同张作霖决裂。这下彻底谈不下去了。于是，1922年10月，李大钊再次来到洛阳，做最后争取吴佩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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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争取

　　这次李大钊不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而是以孙中山的代表的身份来洛与吴佩孚会谈，因为此时李大钊的身份已是国民党跨党党员。

　　与李大钊一同来洛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王励斋。李大钊一行也算是对吴佩孚代表拜谒孙中山的回拜。

　　对于这个代表团，吴佩孚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代表团来洛的第二天是“双十节”，吴佩孚主持纪念辛亥革命首义大会及阅兵式，他邀请张继、李大钊等人参加；下午，吴佩孚派出白坚武和他的参谋长陪李大钊一行游关林、龙门、香山寺，“登临尽日，夕阳归来”。

　　这次洛阳之行，李大钊与吴佩孚谈了什么，史料只有寥寥数字：“连晚与守常（李大钊）谈京（北京）况。”

　　10月11日，李大钊一行离开洛阳时，吴佩孚还亲自到金谷园车站送行。吴佩孚还让张继给孙中山带话：“以共同忠于民国相勉，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

　　这次见面，表面是一团和气的，但是因为孙、吴双方在根本问题上互不让步，也无法让步，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至此，“孙吴合作”已经没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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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与吴佩孚的决裂

　　曾一度对“孙吴合作”寄予厚望、并前后奔走的李大钊对这一结果十分失望。李大钊与吴佩孚的关系，也随着吴佩孚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渐行渐远，直至决裂。

　　裂痕出现在1922年秋天，吴佩孚下令镇压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吴佩孚起先“保护劳工”，是因为他想利用工人运动，打击政府内交通系的政敌，但在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后，他感到害怕了。

　　此时，他一边对工人挥舞着大棒，一边还对前来投诉的工人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

　　到1923年年初，京汉铁路工人掀起声势浩大的“二七”罢工，吴佩孚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时，李大钊正在武汉，消息传来，他的“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前更黑了”。他当即对吴佩孚的罪行进行了声讨，并冒着被捕的危险，坚决不住在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的友人家中，以示和吴佩孚的彻底决裂。

　　同时，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断绝他与白坚武多年的友谊，从此把这个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的吴佩孚的主要帮凶视为路人，不再有任何来往。

　　1927年，李大钊被捕时，敌人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的回答是：“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

　　言毕，从容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