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晚，央行宣布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已经是年内第六次上调；而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提出2011年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标志着货币政策已经明确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转向背后的意义令人深思。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年底这次在政策上对货币政策的转向并非起点，而是对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的盖棺论定，或者说是在政策上给了个名号。其实，早在今年年初，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转向的迹象，管理层在实际行动中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但在政策宣布方面并未松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打着左转灯，却向右行”。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才使得房地产调控一波接一波，才使得股市的运行估计出乎意料，同样也使得9月以后的CPI在数据上如此难以控制（本栏12月6日《如何理性看待有点“发烫”的CPI》一文中有具体分析）。

　　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遥相呼应，11日公布的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1%，再次刷新年内纪录；同时，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明年工作的一大焦点定为通胀。以上这些事件与货币政策转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为何会这么旗帜鲜明地进行转向呢？

　　其实，最根本的担心还是高通胀。两年来，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因为货币投放比较多，出现了局部的资金过剩，成为诱发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年底表现得更为明显。

　　但是管理层为何这么担心通胀呢？不少人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伴随着高通胀也是正常的。其实不然，经济的运行都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般而言，经济的发展周期都要经历四个阶段：低通胀低增长、低通胀高增长、高通胀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从表面上看，2010年的轨迹是从低通胀高增长向高通胀高增长演变，但实际上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一旦高增长无法延续，而高通胀仍然持续，那么经济很可能陷入二次危机，即进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涨”阶段。而这个阶段危机的杀伤力将比第一阶段更为厉害，第一阶段仅仅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而造成收入不增长或降低，而第二阶段除了这一点外，还要饱受包括通胀致使资产贬值的双重打击。

　　从多方面的角度分析，管理层将通胀作为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首先，明年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不确定的，一是2010年的经济基数较大，明年增长幅度会有影响；二是美国仍靠货币支撑经济，中国无法完全脱离世界步伐；三是明年的重点是经济转型，既然是转型就表明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可能转型时会牺牲一点GDP。

　　其次，控制住通胀会让管理层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先把通胀控制住，如果经济能保持高增长，从而进入“高增长低通胀”阶段最好；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增长，最多也就是“低增长低通胀”，而不是最坏的“滞涨”阶段，也有机会向最好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