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蒋介石

　　昨天是12月12日，74年前的12月12日注定要被中国历史所铭记。“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西安事变”虽然发生在西安，但事变前后的重要活动多发生在洛阳。时值“西安事变”74周年，我们寻找了很多史料、档案，将在洛阳发生的多数事件串联起来，一窥“西安事变”前后各种势力在洛阳的铺垫、应变、交锋。

　　为迎蒋氏来洛，洛阳大搞建设

　　洛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安事变”前，洛阳已成为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基地。当时，在洛阳驻有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4000多名官兵，两个中队的军事飞行人员。除此之外，在洛阳周边县区也驻扎有国民党重兵。

　　驻守洛阳的，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

　　1936年，这位司令一点儿都没闲着。因为洛阳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大老板蒋介石时常光临，而且蒋介石放风说50岁生日要在洛阳过，美其名曰“避寿”，祝司令当然得全力巴结——

　　为了让领导住得舒适，祝绍周在洛阳军分校院内，专为蒋介石、宋美龄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居住舒服、设备齐全，集住宿、召开小型会议和办公等多项功能的别墅。

　　为了方便领导来时训话，他将在西工兵营内吴佩孚时期修建的阅兵台“继光台”翻修一新，并改名为“寿国台”。

　　为了方便领导登山观景，祝绍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动用洛阳、偃师、登封等地的5000余名民工，日夜不停地抢修了洛阳至登封的公路，并在洛阳龙门东香山寺院内，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

　　为了让领导出行便捷，祝绍周又翻修了西工飞机场，新建了四幢大型飞机库。

　　此时的祝绍周没有想到：他翻修的西工飞机场，会在即将发生的轰动世界的大事件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充满希望”的第六次“剿共”

　　在讲述那件大事件之前，让我们先把目光西移，看看此时还在西安备受煎熬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

　　1930年中原大战中，东北军和其首领张学良最终倒向了蒋介石，由于其主动出兵入关占领了北京、天津，直接威胁到反蒋联军的后方，导致反蒋联军迅速瓦解。

　　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也直接导致东北空虚。日本趁机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

　　东三省的沦陷是张学良心头永远的痛，这不仅使他丢了大本营，而且让他面对国人的指责，他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一段时间。

　　而留在关内的东北军，据称还有30万人。到1936年，这30万东北军，除了第53军万福麟部留在河北保定、炮兵６旅黄永安部驻防洛阳执行警备任务外，其余全部被调往西北。

　　东北军跑到西北干什么？答案是“剿共”。

　　在经历了1930年至1933年连续五次“围剿”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由南方到达北方。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

　　前五次围剿的“胜利”给蒋介石带了巨大的声望，国民党内外一时对蒋介石一统江山寄予厚望。

　　对蒋介石来说，就怕“共匪”到处乱窜，现在好了，所有的“共匪”主力都聚集到陕甘一带，而到达陕北的红军力量已经非常弱小，据统计仅剩下2.5万人左右。这正是“一锅端”的最佳时机。

　　于是，蒋介石任命归国的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他自任总司令，全力“剿匪”！

　　蒋介石在洛阳调兵遣将　

　　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低估了红军的实力。

　　当时，在陕甘一带纠集起来“剿共”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加上阎锡山在山西封堵红军东进的军队，不下50万人。但是，这50多万大军，怎么也吃不掉看似弱小的红军，不仅如此，围剿的军队还时不时被红军整师整团地吃掉。

　　本想把“共匪已平”的消息作为自己生日的献礼，没想到西北“剿匪”的局面越来越烂。这让在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他生日之前来到洛阳，部署新的“剿匪”计划。

　　既然东北军“剿匪”不力，那就让嫡系部队上！蒋介石在洛阳调动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30万人，全部摆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汉口段、陇海铁路的郑州至潼关段，并调钱大钧、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20余名军政要员到西安待命，任命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驻前方进行督战。

　　在洛阳，蒋介石还做了“无心插柳”的事情：到达洛阳不久，他就私下单独召见了东北军驻扎在洛阳西工的炮兵6旅旅长黄永安，竭力称赞黄永安“对炮兵很有研究，将来剿共一定能立大功”，并口头许愿让黄永安兼任洛阳地区警备副司令。

　　蒋介石此时没有意识到：这次召见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布置好这一切，蒋介石还没有消停。同年11月11日，蒋介石命令扩建兰州、西安两地的机场，并将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购置的飞机调往洛阳西工飞机场待命。

　　11月12日，蒋介石到嵩山“游览”时，指示国民党空军对红军所在地进行轰炸；17日下午，他从洛阳飞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并于18日返回洛阳；19日，他又马不停蹄飞往山东会见韩复榘，面授机宜。

　　集结这么多武装力量，都是为了“在一两个月内一劳永逸地剿灭红军”。

　　变数——绥东抗战

　　然而，一门心思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忽视了绥远省（现呼和浩特市附近）发生的一场战役带来的影响。

　　1936年5月，日本侵略军扶植蒙政会德王在嘉卜寺（化德县）成立“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进扰绥远东部的陶林、集宁等地。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奋起抵抗，击败了伪军的进攻。

　　同年11月5日，日伪军再度大举进犯绥东。与此同时，日军出动飞机助战，轰炸平地泉等地，并截断平绥铁路，以断绝绥远驻军的物资接济。

　　傅作义提出“守土有责，不容坐视”的口号，再次击退了日伪军，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胜利。

　　绥东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也在全国再次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不仅上海、南京的民主人士积极呼吁抗战，就连湖南、四川一带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哥老会”，也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筹备委员会”，提出“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

　　面对全国上下的抗日呼声，蒋介石置若罔闻，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抗日？先收拾了共产党再说（攘外必先安内）！

　　绥东抗战的胜利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带来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东北军一再请战，但都被蒋介石否决。

　　东北军失去东三省的耻辱，也只有通过抗战、打败日本、收复失地才能洗刷。“良（张学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所日夜隐忍希望者，惟在举国一致抗日耳！”

　　现在，傅作义却在分享东北军应得的荣耀，而“领袖”蒋介石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张学良决心向“领袖”力争一个洗刷耻辱的机会！

　　1936年10月20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到太原，约阎锡山一同到洛阳见蒋介石，共同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