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蒋介石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为了军事部署的需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切断了西安和外界的联系。

　　但是，“西安事变”这一消息，却是最早从洛阳泄露出去的，随后国民党方面所有的应对，也都以洛阳为据点逐步展开……

　　黄永安洛阳告密：“我真心服从委座……”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炮兵６旅少将旅长、驻防洛阳担任警备任务的黄永安突然被卫兵叫醒，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张学良给他发来了一封密电：“西安事变，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密电还发给了洛阳军分校东北军教导总队队长刘海波，指示他俩迅速占领洛阳机场、军械库、中央银行洛阳分行，并截断洛阳以东交通。

　　当时，东北军炮兵第６旅有两个炮团驻在洛阳，洛阳军分校、军士教导队深造班有４０８人，军士教导总队第１大队有３个步兵队，一个重机关枪队。

　　然而，张学良没有料到：被蒋介石秘密召见的黄永安已然“变心”了。在接到张学良的指令后，他和刘海波携密电找到镇守洛阳的祝绍周，呈上了密电：“我真心服从委座，怎能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

　　大喜过望的祝绍周立即发布了一系列命令予以应对：首先，迅速调动军队，监视、禁闭洛阳军分校内所有东北籍学员，并派兵占领洛阳及周边战略要地；接着，调集潼关以东的列车备用；随后，又急令正在豫西构筑国防工事的中央军第４６军停止作业，全副武装，迅速抢占潼关。

　　祝绍周还同驻洛阳国民党空军负责人王叔铭商量，立即派飞行组组长蔡锡昌驾教练机飞赴临潼营救蒋介石。然而，蔡锡昌驾驶着“北平号”教练机一着陆，就被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活捉，飞机上为蒋介石备用的衣物也被东北军士兵扣留。

　　黄永安的背叛，使张学良无法控制战略要地洛阳，西安的东侧防线向中央军洞开，整条陇海线均为中央军掌握。

　　迷雾重重，各方瞩目洛阳

　　尽管第一时间得到了西安发生变故的消息，但随着西安与外界的电话、电报中断，层层迷雾笼罩在西安上空。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介石是死是活？张学良到底要干什么？

　　南京国民党政府如无头苍蝇般骚动起来，政府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国防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主张打到西安去“讨逆”；一派则以闻讯从上海赶到南京的宋美龄为首，主张不要动武，全力救蒋。

　　国际社会也是一片哗然：美英纷纷表示关注，指责这是苏联的阴谋；苏联则连忙称自己是个好人，这是小日本使的坏；而日本则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决定静观其变。

　　一时间，事情变得迷雾重重，国内各大报纸、民主团体，有骂张学良的，有要图要真相的，有认为张学良已经被“赤化”的，各种论调也甚嚣尘上。

　　在信息不通畅的情况下，离西安最近的洛阳就成了最大的信息纽带和军事桥头堡，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洛阳。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就近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务，派出了以中央委员赖琏为首的12人小组，携带电台抵达洛阳，在洛阳军分校内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该小组专门负责联络党政军各界，收集各方情报，及时向南京方面报告。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将大批宣传品由南京运至洛阳，并派空军飞机飞往西安上空散发，其中传单就有15万张。

　　从12日9时起，洛阳西工飞机场就处于繁忙中，一架架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从这里起飞，飞赴西安上空进行侦察、散发传单等任务；中央军的部队也从洛阳源源不断地开赴陕西。

　　调停人取道洛阳飞西安

　　就在大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迷雾中“第一缕希望的曙光”出现了。

　　带来“曙光”的是威廉·亨瑞·端纳。

　　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小城里斯峪，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从清末起的40多年里，他游走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而且都能成为风云人物。

　　据说，他在一次车祸中救了宋美龄,还曾帮张学良戒过鸦片。

　　你要认为他是个“中国通”，那你就错了。据记载：他完全不懂汉语且坚持不学汉语。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西安和南京之间满是怀疑和猜测：尽管张学良公告说自己捉蒋只是为了抗日，但在南京政治家们的眼中，哪有这么单纯的事情？而西安方面看到源源不断涌入陕西的中央军，更是满怀畏惧：中央怕是没有坐下来谈的诚意，只是一味准备收拾我们吧？

　　于是，跟双方私交都不错的端纳，就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最合适的调停人。

　　12月13日8时，宋美龄给张学良发去电报，告知端纳准备去西安，希望得到张学良的同意，但一直到下午，张学良都没有回话。

　　于是，端纳直接乘飞机到洛阳等候，准备在与西安方面联系上以后，立即飞往西安。

　　13日傍晚，在洛阳的端纳依然没有得到张学良的回电。就在他准备第二天冒着被击落的危险强行飞往西安的时候，13日深夜，张学良终于发来电报：允许端纳到西安。

　　14日清晨，端纳从洛阳西工飞机场出发前往西安——带着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

　　当晚，端纳从西安发回电报，称张学良、杨虎城无意杀害蒋介石，只是要求其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他的消息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的猜测，也让宋美龄看到了营救蒋介石的“第一缕希望的曙光”。

　　飞机频繁起降，洛阳成要员们的中转站

　　端纳的西安之行打开了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折冲、谈判的窗口，也让洛阳成为双方联系的纽带和中转站。

　　15日下午，端纳飞回洛阳，又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详细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全情况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意图，并转述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到西安去磋商释蒋问题。

　　而在此时，南京政府的中央军一直在向西安推进。为了配合陆路进攻，洛阳西工飞机场集中了100余架飞机，准备轰炸西安，但最终因为天降大雪，轰炸任务未能执行，但潼关以东已被轰炸多次。

　　16日，端纳应宋美龄的请求，再度由洛阳飞到西安面见蒋介石，转述宋美龄要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停止中央军进攻西安的意见。

　　17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停止轰炸西安的亲笔信，经洛阳飞往南京。至此，终于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

　　19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由南京抵达洛阳，为宋美龄亲赴西安作准备。次日，他由端纳陪同飞往西安。

　　在经历了多次沟通和谈判后，局势渐渐明朗，尽管还存在被扣留的风险，但宋美龄最终还是决定前往西安会见张学良和杨虎城，以解救蒋介石。

　　这次，宋美龄依然取道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