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蒋介石

　　“西安事变”在多方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其标志之一就是蒋介石等得以离开西安，安全到达洛阳。

　　然而，这一刻并不是“西安事变”的终结。张学良为什么坚持将蒋介石从洛阳送往南京？他所率领的东北军为什么对其被扣毫无反应？

　　一个个历史谜团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宋美龄誓死赴西安，蒋鼎文却开了小差儿

　　宋美龄转道洛阳前往西安是在重重阻力下进行的。

　　据宋美龄回忆，她提出要亲自飞往西安后，“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

　　国民党高层的担心是：虽然西安方面表示了一定的善意，但是宋美龄去西安，不仅可能救不出蒋介石，反而可能给西安方面多送去一个人质。

　　但宋美龄坚持前往西安。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带着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由南京前往西安，于当日14时到达洛阳，准备停留1小时后乘原机飞西安。

　　宋美龄回忆说：“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俯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

　　飞机降落后，她马上紧急召开了驻洛阳的高级将领会议，告诫各位将领：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期间，不准进攻西安，飞机也不得靠近西安。

　　宋美龄在机场表示：“誓随委座不离。戴笠谓家事均已安排，准备牺牲，言时声泪俱下。”可见，这个“解救小组”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前往西安的。

　　让宋美龄没有想到的是，“解救小组”成员也不全是这么有勇气的：就在她讲话期间，蒋鼎文由机场悄然离开，躲进某将领的寓所，直到飞机准备起飞时，他才派人向宋美龄表示：不愿再去西安。

　　想想也是，人家蒋鼎文刚从西安被释放出来，这会儿又让他重回“虎口”，实在是太难为他了。

　　宋美龄闻讯亲自追至蒋鼎文躲藏的寓所，面斥蒋鼎文：“我以女流尚冒险入陕，铭三(蒋鼎文字)革命军人，岂畏死乎？”

　　直到15时半，飞机才得以重新起飞，蒋鼎文被迫同行。

　　祝绍周差点进言“以宋易蒋”

　　其实，对于如何“救蒋”，国民党内部想了许多办法，“挽狂澜于既倒”的关键人物之一、镇守洛阳的祝绍周就出了个“怪招”。

　　他别出心裁地亲拟一函，准备劝宋美龄“留陕为质，使领袖早日出险，并准备以身殉国，流芳千古”。

　　后来，这封信经人规劝终未送出。

　　虽然这个主意有点“不着调”，但祝绍周本人并不糊涂，在等待上层“救蒋”的过程中，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护了洛阳的“稳定”。

　　黄永安倒戈之际，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部分军官强烈反对倒戈。

　　炮6旅就驻扎在洛阳军分校对面，对这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祝绍周采取的措施是不断向黄永安施加压力，直至其全部解除武装。

　　12月19日，“西安事变”的第7天，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发布密令：东北军炮6旅拨由祝绍周负责指挥。由于电报误用明码，且误送到炮6旅旅部，引起不少官兵的反感和不满。祝绍周紧急召见黄永安等人，“问其部属如尚有不稳者，务须明告，以便予以撤换”。他要求黄永安等人进一步向何应钦表示诚意，其方式包括“请缨讨张及自动缴枪，二者不妨兼用”。

　　当日，祝绍周代黄永安起草致南京军政部门的电报稿，请求带队参加“讨逆”战事，如认为不可信赖，“愿以在洛家属为质”。

　　12月21日14时，炮6旅集中全部武器包括步枪1400枝、机枪20架，缴送洛阳军分校，仅留数门炮以为士兵操练之用。

　　12月24日，祝绍周要求黄永安在洛阳民众大会上讲话，指责张学良的举动，表示“此次暴行，东北同胞尤深愤慨，中央讨伐叛逆，东北将领应为前驱，在陕张军最大多数愿受中央指导，讨逆御侮”。

　　至此，东北军炮6旅的威胁被彻底消除。

　　从洛阳发出的83封电报

　　在“救蒋”的过程中，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赖琏为首的12人小组，携带电台抵达洛阳，成立了“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这个临时办事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共发出了83封密电，为南京方面及时提供了大量准确信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安危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

　　12月16日，赖琏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就报告了“委座安恙，仍寓西安张宅”，以安定南京人心。同时，赖琏也转述了端纳传出的蒋介石曾问“中央对陕变决议系何人主张”及对此“似不以为然，但未明白表示”反对的态度。

　　12月17日，蒋介石派蒋鼎文赴南京解决停止冲突事宜。蒋鼎文在洛阳透露，“如问题迎刃而解，则委座五日内可出险，甚望各方镇静，停止谩骂文电”。又说，蒋介石表示“中国不应再有无意识之内战”。

　　12月19日，由临潼逃回洛阳的宪兵刘祯福向赖琏等人追述了事变经过。当日，赖琏在给南京的电报中，综合各方面情报认为，张学良对蒋可能采取的步骤是“扣留西安、护至甘肃、送莫斯科”。

　　12月21日，赖琏在给陈果夫、陈立夫的电报中继续报告所了解的有关蒋介石的消息：“委座确甚康健，变起时曾拒饮食，次日稍进牛奶。惟于乱中遗失假齿，颇感不便。闻子文飞陕，携去新齿一副。”

　　逃回洛阳的当事人对蒋介石在事变中难堪和窘迫状况的描述，自然成为当时媒体追踪的热点。为此，赖琏建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进行干预，“勿任报纸记载过于详细，以期保持领袖尊严”。

　　蒋氏携张学良回洛，发表《对张杨的训词》

　　12月23日，宋美龄一行到西安一天后，在洛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盼祷委座今日来洛极为迫切，至黄昏西安犹无消息，无不异常失望”。

　　直至12月25日下午，消息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来洛。在洛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赶往洛阳西工飞机场迎接。

　　12月25日下午5时45分，蒋介石的飞机降落在机场。

　　祝绍周一看到蒋介石走出机舱，就急忙率领洛阳军分校的官生们高呼欢迎口号。突然，祝绍周看见张学良也从机舱走了出来，为向蒋介石表达忠心，他当即带头高呼“打倒张学良”的口号，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蒋介石表现出恼怒的样子，大声训斥了祝绍周，这才缓解了当时的尴尬局面。

　　蒋介石下机后显得异常疲弱，由两人扶入汽车，直驶入洛阳军分校内的公馆休息。刘峙等在豫国民党高级将领，专程由省城开封前来洛阳探视蒋介石。蒋介石“稍进牛奶即卧，腰背俱感疼痛，不作一语，宾客概未接见”。而张学良自下机后至就寝，紧随宋子文，形影不离。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到洛阳当晚，“军校学生欢声震天，洛城爆竹销卖一空”。

　　蒋介石在洛阳稍加休息，就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让其将在“西安事变”中扣押的卫立煌、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释放回南京。张学良本着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

　　蒋介石在洛期间，还正式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其中称，在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还说张、杨曾“受反动派之煽惑”，此次“勇于改过”，是受其精神之感召。

　　12月26日，蒋介石自洛阳飞回南京。当时，张学良的座机比蒋介石的座机晚一个小时起飞，并由宋子文全程陪同。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即被蒋介石扣押，从此失去自由达半个世纪之久。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