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起义，特指由同盟会河南支部领导的反清起义。史去不远，足可追述。

　　清末洛阳起义没有成功，结出的一个酸涩果子，便是洛阳人南大定被斩。关于这件事，老城似乎还有“记忆”。居住在中和巷的寇北锁老先生说：当时河南府衙门前聚众如潮，有人亲眼看到南大定的头颅被砍掉。行刑后，清朝官府还不解气，又把南大定的头颅挂在东关魁星阁上。

　　这场起义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起因和结局是这样的——

　　清朝末年，河洛大地连年遭遇自然灾害，五谷不收，米贵如珠。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始，洛阳地区大旱18个月，这种情况300年罕见，伊河、洛河都断流了，人们没有粮食吃，将鸡犬牛马食尽，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地方政府却不顾民众死活，不断增加田赋，农民负担过重，百姓濒临绝境。

　　当时的洛河南岸一马平川，遍地良田，人口稠密，村寨连片，但旱灾使田地龟裂，群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自发组织起来，纷纷上交犁耙绳索，以示不再种地耕田。走投无路的群众在南大定的领导下成立了“在园”组织，把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作为奋斗目标。“在园”内部约定，等到革命成功，就正式把“在园”更名为“复汉军”，以便和陕、甘的“秦陇复汉军”一致，扩展活动的区域。

　　当时，全国形势是很适合造反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火如荼，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后，杨源懋（字勉斋）、刘纯仁到南方拜见了孙中山，孙先生对他们极为器重，指定其为河南武装起义的负责人。当时同盟会河南支部还有张钫（新安县人）、刘镇华（巩县人）等骨干成员。他们商议在河南省会开封举行武装起义，但由于清军戒备森严，遂决定把中原革命中心转移到洛阳。这些人于1911年农历八月下旬，从省城开封潜到洛阳，发动洛阳各界举行起义。

　　他们来到洛阳后，首先联络清朝末榜秀才、举人、拔贡，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思想开明进步，如：孟津举人郭芳五、王北方。嵩县秀才石又謇（石言）、蒋我山（蒋峨）。洛阳拔贡邢沧渔，伊阳秀才张子方等人，这些人大多是教师，杨源懋以办教育作掩护，建立了两个革命据点：河南府中学堂和洛阳高等小学堂，并从学生中挑选许振黄、王书馨、姚北辰作为骨干。

　　他们选定了两支人马：第一支是王天纵的绿林队伍，有好几千人，全部刀客出身，不计生死，作战勇敢。第二支是洛阳县下园村反清结社“在园”，人数也不少，由年届不惑的南大定领导。

　　为进一步联络各界举事，几个人分头下去联络发动：甲部由杨源懋、刘纯仁等人负责，策动陆军巡防营举事；乙部由４名革命党人负责，发动教职员工和进步学生；丙部活动于各会、社、党派之间；丁部活动于绿林之中，动员豫西刀客攻打洛阳，由石又謇、蒋我山、刘镇华等人具体负责。

　　甲、乙、丙、丁四部，每部都刻制将军大印一枚，起义后各部首领即以“大将军”相称。具体作战步骤是：“丁部大将军”王天纵，率绿林军从嵩县打过来，南大定的“在园”组织在关林、城内两处接应，里外夹攻夺取洛阳后，进而攻占郑州，中断京汉铁路运输，配合武昌革命军，夹击南下的清兵。

　　此时的王天纵匪气已脱，精明强干，在豫西很有号召力，随时可召集数千人马。他反清立场坚定，为人慷慨义气，同盟会的人上山发动他打洛阳，他一口答应了，召来众头目，要大家充实弹药，三日后准时行动，先打嵩县。

　　杨源懋、刘纯仁等人听说王天纵行动了，非常高兴，加快了洛阳起义步伐。1911年农历十月初二，王天纵亲率绿林武装千余人下山集结，拉开了洛阳起义的序幕。他们当日就攻占了嵩县田湖镇，迫使清守军一个巡防营投诚。初三又攻克白沙、彭婆，兵指龙门，一路上接纳一些乡亲参军。

　　清廷河南府见王天纵攻势凌厉，赶紧请调援兵入洛。十月十一日，王天纵越过龙门，士气大振。这些绿林好汉，平日里都是被官军剿来剿去，虽骁勇善战，但毕竟被称为刀客。如今，刀客接受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的收编，举起了反清大旗，队伍性质变成了义军。众头目欢天喜地，纷纷说道：“六哥（指王天纵）当了官，我们有吃穿。”士兵们也编了顺口溜：“打下洛阳城，杀了狗知府；赶走宣统帝，孙文坐天下。”从这些顺口溜来看，士兵的觉悟要比头目们高：前者起义是为吃穿，后者起义是为推翻清朝，士兵们没有亵渎洛阳起义宗旨。

　　踌躇满志的王天纵，期望一举拿下洛阳，正快速接近关林镇，同盟会河南支部成员很振奋，仿佛已看到了起义成功。但就在这时，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告了密，留在城内的“在园”骨干，全部被官府掌握，一场残酷的大捕杀就要开始——那么，究竟是谁告的密？起义结果又如何？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