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级别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有着严格的区分。从媒体的采访范围来说，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央级媒体和地方级媒体。类似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媒体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采访和新闻报道，他们的记者到地方省市去采访时，当地的宣传部门都会小心翼翼地接待，生怕某一个环节出现纰漏，最终让当地的负面新闻被披露出去。

　　地方媒体就只能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新闻采访和报道工作，省级媒体可以走遍本省，市级媒体可以走遍本市，一些县或者是县级市的媒体更是只能窝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活动。

　　这些地方级媒体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地方级媒体的记者是绝对不可以越界采访的，更不可以报道非本行政区域内的负面新闻。否则一旦出现A省的媒体记者去了B省的区域揭了人家老底，或者C省的媒体记者在D省挖出几条“猛料”的情况时，相关的媒体领导之间总是会出现一些不愉快，毕竟大家都是搞新闻的，你叫你的记者来我这里曝光，是不是有“新闻侵略”之嫌呢！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就是属于中央级媒体的一家新闻单位，这张发行范围覆盖全国的报纸有两个东家。

　　大东家，也就是主办机构是官方机构，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在报社里大家都管这个东家叫“公老板”；另一个东家是投资方，主要负责报纸经营领域，原则上不干涉报纸宣传。老板是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华侨，那个华侨在国外投资了一个传媒集团，由于年纪大了，才开始向国内收缩，准备在国内安度晚年，由于这位华侨是一个老太太，所以大家习惯地称她为“母老板”。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办公的地方是一栋位于北京朝阳区CBD东侧四层高的写字楼，与周边那些几十层高的商务大厦比起来，这栋四层高的小楼显得是那么不协调。要不是《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在全国报刊中排得上号，恐怕这栋小楼早就在轰轰烈烈的CBD建设中被开发商的铲车推倒了。

　　报社的四楼是采访中心，整个四层所有的隔断都被打通，形成了一个敞开的办公室。120名记者按照不同的部门分散在这个巨大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聊天和采访的嘈杂声更是让这里永远像自由市场一样热闹。

　　三楼是《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编辑中心，60多名编辑在这里把记者通过网络传来的稿件和图片制作成版样，然后由美术编辑进行版面的美化。

　　二楼是整个报社的神经中枢，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周浩然就在二楼最中间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其他几名分别分管着采访、编辑和常务的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分列在左右，对面的办公室则分别是总编办、行政管理中心、纪检委和财务室。

　　报社的一楼主要是武警警卫，整个一楼除了靠近接待大厅一个不大的房间是会客室外，其余房间都是武警的宿舍。按照《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级别和报社属于一级布防单位的规定，这里驻守着一个中队的武警，每两个小时换一班门岗，全天24小时实行警戒。

　　由于值勤的武警只认出入门的门卡而不认人，所以报社把广告部设在投资方北京的办事处那里，毕竟平日里来报社做广告的客户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想要通过武警门卫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从中午开始，北京的天空就更加阴沉起来，一直到晚上5点多的时候，整个天空都已经暗了下来，从报社四层大落地玻璃窗看出去，街上的路灯已经全部亮了。

　　江天养斜靠在四楼深度报道组自己的椅子上，手上端着一杯还飘着奶香的咖啡，穿着运动鞋的两只脚交叉着放在办公桌的边缘，抬头看着挂在墙壁上的电视。也许因为在大学里是学习法律专业的缘故，江天养从来到报社就被安排到了国内新闻部的深度报道组担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