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钟琴

　　我陪着小娟到了大队部。审讯进行到下半夜，我站在门外守着，能看见小娟面无表情，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任凭大队书记斥责。时间太晚了，书记也困了，这才放人。回去的路上，我提高声音问她：“到底是不是你拿了人家的钱？你为什么不说话？”她还是没抬头，只说了句：“我说没拿，谁能信我……”声音像风中飘着的蜘蛛丝，和着初秋的夜，有一种透心的凄婉。从此，一百多人的“青年点”里，只有我能跟她说上几句话。别人多不待见她，当地社员们背后指指戳戳，小娟的头更低了。后来，她被生产队惩罚式地安排到了最苦、最脏的养猪场。

　　小娟是最后离开“知青点”的，进厂当了工人。可是，“小偷”名声死缠着她，工厂给她安排的工种，竟然是基建盖房子的架子工——这可是现在一些进城农民工中大老爷们干的危险工作呀！终于有一天，消息传来：小娟从架子上摔下来，高位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又有消息传来：小娟得了乳腺癌，时间不多了。我找到了当年一起当知青的同学，大家终于良心发现了。那天，我雇了一辆大客车，拉了一车人浩浩荡荡地到了小娟的家。小娟异常激动，她语无伦次，不知所措。可我们知道，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小娟哆嗦着手，拿出她在轮椅上画的画儿让我们看。我不懂画儿，可我看到那上面浓郁的绿色和金色，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她始终没断了对生命的追求。临终，她把坐在轮椅上织的一个天蓝色大床罩托人送给我，并在电话里说：“钟琴，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你别嫌弃……”

　　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堆积起来，不知怎么着，就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将来我要做老师，专门教这些别人都嫌弃的“坏孩子”。

　　1977年10月，正在工厂干活的我得知邓小平拨乱反正、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时，把弟妹们正在用的课本抓过来，一头扑了进去。那段时间，我天天看书到凌晨，几乎不知书本之外还有别的世界。考试结束了，见到我的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的小胖丫头竟然瘦了近二十斤！那时，厂里的工人师傅对我很好，为了让我有充裕的时间看书，白天，他们把我锁在一间小屋里，并告诉其他人不要派活儿，也不要打搅我；考试发榜了，师傅们比我还急，几个人骑车一块儿去看榜；上学报到之前，师傅们高兴地和我一起栽了一棵槐树，算作纪念，还说：“你当老师了，我的儿子、孙子就交给你……”如今，一想起这些，我内心的激动就难以言表。

　　当年填报志愿也充满戏剧性。那时正赶上“伤痕文学”兴起，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横空出世。我一口气读完小说，“坏孩子”宋宝琦的形象立刻和记忆中的小津、小云等人重叠在一起，我决定报考师范，“救救孩子”！

　　“好为人师”的天性似乎是早早就注入我的血脉里的。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我如愿以偿地当了高中教师。当了老师不久，我接手了一个谁都不要的“差生班”，那是1985年的事儿。学校文理科分班，一些成绩差的学生被单独编班。这些“差生”多是在原来的班里成绩倒数五六名的孩子。开学快两周了，这个“差生班”仍没开课，因为没人愿意教这个班。领导急着找一些老师谈话，我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奋勇地要求当班主任。学校根本不指望这些孩子为升学率增光添彩，只要他们能顺利毕业就行。为了证明“差生”也是金子，我把家里几岁的孩子扔给母亲，自己吃、住都在学校的简易房里，陪伴学生们直到高考结束。两年后的1987年，在那个录取率极低的年代，当年的“差生班”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差生”有的成了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有的成了银行的行长，有的成了知名企业的部门高管，有的身处地市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还有的成为“五一奖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