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最忙碌的是洛阳机场。事变第二天，这里便迎来了一位重要人物……

　　洛阳机场迎来的这一重要人物，是西安事变的重要斡旋人威廉·亨利·端纳。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记者出身，1903年到香港从事新闻业，从此与中国结缘，先后出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文化顾问。一个外国人，为啥能担此重任——调停事变后南京与西安的关系？这得从头说起。

　　原来，日本人为鲸吞我东北，曾派一名医生设法接触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使他染上鸦片瘾，妄图以此使他意志消沉，不能主政。端纳却请德国医生为张治愈了鸦片瘾，因此张对端纳很感激。

　　西安事变之初，南京方面来人，张学良一概不见，但他不能拒见端纳。宋美龄脑子清醒，选择调停人时，首派端纳出马——端纳此时是蒋的私人顾问。

　　端纳在事变次日即飞抵洛阳，向祝绍周了解情况后，于12月14日从洛阳机场起身，身带宋美龄亲笔书信到西安，并按照主和派的意图开始与西安交涉。但是，他在西安无法与南京联系，便于15日又飞回洛阳，当晚用长途电话告诉宋美龄：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宋给身在洛阳的端纳打电话：“请你再飞西安。现在当务之急，是让委员长知道何应钦欲用军事手段进攻西安，这很危险，可能激怒张学良。你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委员长，让他写信制止何应钦！”

　　宋还告知端纳，她准备携宋子文或顾祝同，代表南京政府赴西安谈判，要端纳征求张、杨的意见，能否允许她去西安。16日，端纳带着宋的口信，再次由洛阳飞往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传达信息，并向蒋通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

　　这段时间，洛阳机场已开始为老蒋出力，起降的所有飞机都是为了营救他。经过端纳从中调解，被杨虎城扣押在西安的蒋鼎文获得自由，被允许离开西安飞往洛阳。17日蒋鼎文飞抵洛阳后，住了一晚，并与南京的宋美龄取得联系，让宋美龄在南京稳住主战派，不让他们妄动。18日上午，蒋鼎文乘飞机由洛阳飞往南京，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当面交给了何应钦。何应钦这才下令：部队勿向西安靠近，停止军事行动3天。

　　老蒋真的感谢洛阳机场，若没这个便利条件，何应钦的大炮一响，西安方面肯定恼怒，老蒋的性命就堪忧了。

　　为利用洛阳这个平台，就近处理西安事变事务，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了以中央委员赖琏为首的12人小组，携带电台抵达洛阳，在洛阳军分校内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

　　与此同时，轰炸机等也到了洛阳机场，洛阳百姓每天都听到飞机轰响。22日14时，宋美龄飞往洛阳，“机抵洛阳上空，俯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

　　她觉得问题很严重：中央军随时还会进攻西安！在洛阳只能停留1小时，必须马上飞西安！她利用这60分钟时间，紧急召开驻洛将领会议，告诫大家：“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期间，不准进攻西安，飞机也不得飞近西安！”

　　她赴洛阳机场时，含泪对大家说：“誓随委座不离，家事均已安排，随时准备牺牲！”然而，在她与众人话别之际，“解救小组”成员蒋鼎文悄然离开，躲进洛阳某寓所，不愿随她冒险去西安。

　　这也难怪，蒋鼎文刚被释放，好不容易离开西安这个“火药桶”，哪里还想回去？宋美龄大怒，找到蒋鼎文说：“谓我以女流尚冒险入陕，铭三(蒋鼎文字铭三)革命军人，岂畏死乎？！”

　　这样一拖延，就是半小时，直到下午3点半，飞机才重新起飞，宋美龄带上蒋鼎文赴西安。随后的谈判过程中自然有波折，经周恩来先生出面调停，才得以和平解决，蒋允诺抗战，离开西安，飞往洛阳。

　　张学良很讲义气，他要陪蒋来洛阳，一是表示诚意，二来也是为了蒋的安全和面子上好看。他置部下劝阻于不顾，执意赴洛，意思是：我之“兵谏”是为抗战，出于公心，并非出于个人恩怨！

　　25日下午4时，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洛阳。洛阳军政界早已组织各界代表，列队欢迎蒋脱险归来。立了大功的祝绍周看到蒋走出机舱门，领着军校官兵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喊声刚落，看见张学良走了出来，他又带头高呼：“打倒张学良！”

　　蒋介石心里很高兴。一到洛阳上空，他便如释重负：总算安全了！听到祝绍周这样喊口号，他心里虽受用，口头上还是训道：“祝主任，你这是干什么，怎能这样对待张副司令？干脆喊打倒我算了。”他走下飞机，临上车还谦让一番，请张学良先上车。

　　汽车向国民党陆军学校洛阳分校驰去。

　　在洛阳稍作休息，蒋就让张学良给杨虎城发电，让杨将扣押的卫立煌、陈诚等军政大员释放回南京。当天夜里，洛阳军政界为老蒋压惊，自然是把张学良晾在一边。26日上午，蒋急着要飞回南京，张学良还要送他，蒋故意说：“汉卿不要再送了，你回西安吧，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有人不谅解你啊！”

　　其实经过一夜密谈，蒋的幕僚们都建议一到南京，就扣留张学良。有人后来回忆：在简单的欢送仪式后，蒋介石偕宋美龄乘机起飞，随后张学良也乘机起飞了。在张的座机起飞前，先有两架深绿色的战斗机“保护”，随后又有7架战斗机尾随飞行。看到这种情形，有人已意识到张学良此去凶多吉少。

　　果然，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失去自由，被长期拘押起来。

　　如此看来，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虽发生在西安，但事变前后的重要活动都发生在洛阳。其中，为营救老蒋出了大力的祝绍周1938年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1944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76年死于台北。向祝绍周出卖张学良密电的黄永安1937年晋升陆军中将，后任第6军副军长，1949年去台湾，成为闲员，1979年死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