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私立学校上课，第一次见到孟松，这个孩子给我留下了“玩世不恭”的印象。

　　他的个子很高，1.92米，很魁梧，走路时习惯晃着宽阔的肩膀。站在老师面前，像一堵墙似的。从老师身边经过，他看着老师，晃晃脑袋，很少会说上一句：“老师好！”

　　上课时，他在最后面的座位上侧身坐着，翘着二郎腿，脑袋抵着墙，似听非听的样子。喊他起来回答问题，他懒懒地站起身：“我不会——”最后一个字音有意拖得很长。找老师询问不懂的问题，他不会毕恭毕敬，而是尽量摆出成人的架势，似乎所有老师都是“哥们儿”。往外走时，他习惯性地耸耸肩膀，慢条斯理地说：“啊——原来是这样。好啦，我知道了。”后面没有“谢谢”。

　　有天下课收作文，孟松又不能按时交。我要求他给我一个正当理由，他又拖长音调说：“我不会——”我稍作停顿，盯着他说：“能不能回归到你的年龄上？这个世界对不起你了吗？干吗做出玩世不恭的样子？”

　　“是吗，从哪能看出来？”他就那么随意地在讲台下站着，晃动着右腿，嘴角带着笑，低头看着我——我站在讲台上，他还是比我高出一大截儿。

　　我带着嘲讽的笑，摇摇头，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说话很干脆：“其实，你越摆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越说明你心里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再用力表现出自己有力量，你也还是个孩子。”

　　他的嘴角有些不自然地抖动。我说：“有时间，咱们唠唠吧。”他很痛快地回答：“好！”那天下午，我们站到了教学楼的天台上。天台对面是浩瀚的大海，我们面对大海，开始了对话。我说：“孟松，老师猜，你在成长中遇到过一些事，这些事使你对周围的许多人和事都有敌意，是不是？否则，你不必作出这种似乎看破红尘的姿态。”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沉默着。我也不说话，我在等着他开口。半晌，他转过身来，一收先前吊儿郎当的神情，声音低沉：“老师，你是第一个看透我的人。告诉你，咱班所有的同学，包括其他所有的老师，都不知道我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别看我才十八岁，可是那些大人们没经历过的事，我都经历了；那些连大人都经受不住的事，我却经受了。所以，我有蔑视一切的资本……”听着他的诉说，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

　　孟松的经历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充满了苦痛和不公。孟松的父亲是来大陆投资的台商，与打工的孟松的母亲未婚生下两个男孩儿后，便一去不复返。孟松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爸爸，不知道自己的爸爸长得什么样。为了养活孟松和弟弟，母亲通过劳务输出，到境外做了殡仪馆的整容师。孟松和弟弟被送到私立寄宿学校。

　　在大连，他们没有任何亲戚，又怕回妈妈的山东老家后遭街坊非议。所以，从很小开始，小哥俩身边就没有其他亲人。孟松不但要自己管自己，还要负起照看弟弟的责任。母亲按月把钱汇到国内来，然后由他安排自己和弟弟的生活。

　　没有父母的日子里，兄弟俩的生活非常凄凉，弟弟常常会半夜爬起来钻到哥哥的被窝里，说自己害怕。内心里，孟松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痛恨那个不负责任、抛弃了他们母子的男人；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见到亲生父亲。

　　高一那年，当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要来大陆时，他激动不已。他决心要给久未谋面的爸爸留下好印象，开始拼命减肥。原来，我现在所见到的孟松和之前的不一样。因为没有父母管束，他曾经好长时间不修边幅，非常邋遢，饮食失节，体重200斤以上。在等待父亲的那些日子里，他变得勤快起来，理发、洗脸，干干净净，衣着得体。他暗自在内心里渴望着父亲接纳自己，渴望着亲情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