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徐永贵。（资料图片）

　　年近七旬的徐世扩死了，而杀死他的，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徐永贵。

　　法庭上，徐永贵陈述，几个月来，自己日夜照顾因车祸受伤的父亲，花光了所有积蓄。出事当天，父亲多次求他用麻绳勒死自己，帮他解除痛苦。在父亲一再哀求下，他犯下大错。

　　面对久病的父亲，做儿子的是于心不忍，希望助其早日结束痛苦，还是瞬间人性恶的一面占了上风，因不堪承受长久的经济与精神压力，对父亲痛下杀手？

　　1　“绳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笑了”

　　看守所里，坐在记者面前的徐永贵是个看上去身高不足1.7米的男人，他佝偻着背，目光有些呆滞，与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徐永贵一边抽泣着，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向记者讲述出事时的情形。

　　那是2010年5月13日的晚上，距离父亲徐世扩因车祸受伤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月。徐永贵记得，那晚，父亲不停地用手撕扯被子，嘴里喊着：“疼啊，疼啊。”他时而使劲地挪动身体，用头撞墙。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他哭着哀求儿子：“快找一根绳子帮我解脱吧！”

　　徐永贵回忆，看到父亲如此痛苦，他一边流泪，一边宽慰父亲：“你好好养着，我会打工挣钱给你治好的。”他把这句话说了很多遍。

　　“后来，父亲又哭又骂，说我不孝顺，他疼得受不了，一直让我帮他解脱。”徐永贵说。

　　父子俩“死还是活”的交锋一直持续到早上6点左右。徐永贵的每一句劝说，引来的都是父亲更大的怒火。父亲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其那么痛苦，不如让我去死”。

　　徐永贵渐渐觉得被父亲说动了。最终，他解下墙上挂毛巾的一根编织绳，朝父亲的脖子勒去。

　　“绳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笑了。”向记者讲述时，默默抽泣的徐永贵抬起头，微微张开嘴唇，咧着嘴，露出5颗牙齿，学着父亲那一瞬间笑的样子，随即抱着头，哭喊着说：“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脑子里，忘不掉，一辈子也忘不掉。”

　　2　每月打工挣50元，给家里40元，剩下10元作送钱的来回路费

　　徐永贵回忆，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发生在2010年1月22日。

　　头天，在北京打工的徐永贵刚刚回到贵州，准备跟家人一起过年。早上6点多，他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发生严重车祸，正在抢救。

　　赶到医院，医生告诉徐永贵，他父亲的双腿骨折了，可能还有神经损伤。

　　医护人员赶到车祸现场时，肇事司机已经逃逸。

　　徐永贵到交警部门查看事发地段的监控录像，却被告知监控器当时是坏的。

　　在医院刚住了一个星期，徐永贵就为父亲花了1万多元的医药费。医生告诉他，要治好父亲的腿，就要进行手术。第一期的手术费大约8万元，其后可能还要接受多次手术。

　　找不到肇事司机，父亲和继母又没有经济收入，仅第一期手术需要的8万元，对于徐永贵而言，已经无异于天文数字。

　　今年32岁的徐永贵少言寡语。

　　因为家庭条件差，从小到大，徐永贵都是同龄孩子中最受气的一个。

　　1994年小学毕业后，徐永贵放弃了学业。在省城贵阳，他在一家小餐馆里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待遇是每月50元工资，包吃包住。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徐永贵最高兴的日子。他总会花3块多钱，坐长途汽车回到老家平坝县龙山村，给家里留下40块钱，再花3块多钱坐车回贵阳。

　　“母亲每次拿到40块钱都会很高兴，还会背着我悄悄掉眼泪。”徐永贵说，每当那时，他有一种孝敬了父母的感觉，心里很舒服。

　　2000年，徐永贵的母亲去世了。

　　2003年，徐永贵的父亲在贵阳再婚，并和继母在贵阳租房居住。

　　看到父亲又找了一个伴，家里的日子慢慢稳定下来，徐永贵想去其他地方试试。2008年，他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北京，徐永贵找到的工作是保健品推销，每天的任务就是穿着体面的衣服，向药店和个人推销维生素片之类的产品。

　　在北京的两年间，徐永贵依然没有间断每月给父亲寄生活费，在他看来，没有女朋友，父亲是自己唯一的牵挂。

　　两年的保健品推销也让徐永贵觉得找到了方向。“我已经和贵阳的几家药房谈好了，应该能挣到钱，会越做越大。”他悄悄规划着，在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开自己的公司，做属于自己的生意。

　　3　“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

　　然而，那场从天而降的车祸，打乱了徐永贵的所有计划。

　　“在大医院交不起钱，肯定治不好，只有找‘乡土医生’治，还有一线治好的希望。”住院一周后，徐永贵把父亲背回了出租屋。

　　从2010年1月22日出车祸，到2010年5月初，徐永贵说，自己不是在床边照顾父亲，就是在寻医问药的路上。但凡能打听到的民间名医，无论多远，他都会去找。

　　北京的工作辞了，保健品生意停了，徐永贵说，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

　　虽然求医问药花了4万多元，但父亲的情况似乎每况愈下。

　　每天，父亲都在病痛中呻吟，每次看到父亲用无力的双手抓被子、打墙，用头撞墙时，徐永贵只能死死地抓住他。

　　徐永贵说，伺候父亲小便时，会给他包上尿不湿，尿完后再用热水给他擦洗干净。因为伤及下肢和神经，父亲没有足够的力量排出大便，徐永贵就用手指，套上塑料袋，一点一点地帮父亲抠出大便，再用热水擦洗干净。

　　“他爱喝水，小便一天差不多10次，大便一天要抠两三次。”徐永贵说，“有时候自己一天睡不到一个小时，但从没想过放弃，因为他是我爸爸。”

　　在贵阳市区的一个城中村，徐永贵找了一间每月租金180元的平房。这间平房跟其他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小院，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房间的墙壁上泛着点点霉斑，白天如果不开灯的话，看报纸都困难。

　　“再苦我也要撑下去，不然我父亲的病就没希望了。”徐永贵说。

　　4　“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2010年5月13日下午，徐永贵和姐夫一起，用板车推着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这间新租的平房，路上，父亲要吃雪糕，徐永贵花1块钱买了一支“娃娃头”。

　　徐永贵记得很清楚，父亲被抬进新租的平房时，第一句话是：“这个地方太黑了。”

　　尽管对环境有点失望，父亲还是一直对儿子念叨着：“拖累你了……看你30多岁了，家也成不了，都是我害的……”

　　“自己家人，还说哪样拖累嘛。”每当听到父亲念叨这样的话时，徐永贵都会不舒服，在他的观念里，姐姐嫁人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照顾父亲应该是儿子分内的事。

　　邻居孔庆英回忆，当天搬来的时候，徐家没有跟邻居多说什么，继母用带来的电磁炉做了一顿晚饭，还在小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洗了白菜。

　　徐永贵回忆，当天晚上，父亲特别烦躁，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说要小便，徐永贵把水端到他身边时，他又摇头不喝，还把递到手边的尿壶扔飞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徐永贵亲手勒死了父亲。看到父亲断了气，徐永贵突然觉得害怕了起来。“我不能想象，今后生活中没有父亲是什么样子。”恐惧之中，他想到了打120。

　　孔庆英记得，那天早上出门生炉子，路过徐家门口时，徐永贵站在门口，直着眼睛，对着这个陌生人说了一句：“糟了，我爸爸喊不答应了，打了120。”

　　之后，孔庆英看到徐永贵进进出出了好几趟，十几分钟后，120急救车到了。徐永贵说：“那时父亲已经活不过来了，看到我父亲脖子上有勒的痕迹，医生就让我报警。”

　　打了110后，徐永贵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杀人的大罪，他把绳子的一头吊在父亲的脖子上，另一头绑在高低床的床头，徐永贵说，当时想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不想被枪毙。

　　今年2月2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徐永贵涉嫌故意杀人案。据媒体报道，在庭审现场，徐永贵哭红了眼，作最后陈述时，他含泪站起：“父亲太痛苦了，我真想帮他‘解脱’……重病后，也四处借钱给父亲治病，照顾父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一时头脑发晕，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听着徐永贵带着哭腔的陈述，旁听席上一片静默。

　　在庭审即将结束时，徐永贵的姐姐徐永琼忽然跪在了法庭的正前方，痛哭着为弟弟向法官求情。她说，徐永贵是个孝顺儿子，他这样做只是不想父亲再受痛苦，希望法院从轻判决。此时，被告席上的徐永贵深埋着头失声痛哭。

　　在法庭辩论阶段，检方认为徐永贵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并深感悔恨，鉴于他打工赡养父亲，给父亲治疗，照顾父亲，尽到了赡养义务，具有一定从轻量刑情节，希望法庭根据相关法律作出从轻处理。

　　现在，徐永贵正在等待法院的一审判决，在看守所里，他每天都会看刑法。他说，即使有机会改过自新，父亲咽气前的样子也会成为永远的阴影，“一直在我脑子里，一辈子也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