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买来一盘包子，看着我一个一个地吃下去，而他手里拿的是出门时从家里带的黑窝头。

　　在偃师，水煎包算是街头小店里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食了，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至少我以为。

　　二十年前，水煎包一毛钱一个，个儿大、皮儿薄、馅儿多，好吃不贵，青壮年劳力花一块钱，一般都能吃饱，顶一晌儿力气活儿不成问题。后来，物价上涨，水煎包由一块钱十个变成七个、五个，再到今天的四个……

　　做水煎包不易。头天要准备食材，焯好一筛子的白萝卜丝，然后剁碎，加肉末、葱花、调料等；再发好一截子面，面要软和，放到案子上四下里淌，不然煎出来的包子不开个儿，既费料也不赢人。

　　当街一个喇叭形的大炉子，上面支一个广口锅。锅底均匀地涂上一层油，包好的包子被一个个整齐地码到锅中，下面加火，待锅底烧热冒了烟，倒入勾兑的面汁儿，以半淹包子为宜，然后盖上锅盖儿再加热。七八分钟后，沿包子间隙沥油，将包子一一翻个。看锅的是最关键的人物，不仅要技术娴熟，掌握包子有没有飞皮儿、是否黄而不焦，外圈儿的包子有没有煎熟等，还要“眼头儿明”，能机灵地招徕过往的食客。如有食客进来，“嘴甜”的跑堂就赶快笑吟吟地用竹编的圆盘子端来热腾腾的包子，再盛一碗免费的稀米汤，恭敬地放在客人面前。

　　过去，卖水煎包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坐摊儿生意，有固定门面，来的多是熟客，盈利多少要看运气；另一种是赶场子，哪儿起会、哪儿唱戏、哪儿人多就往哪儿跑。黄昏此地会罢，拆棚、灭火、收拾家什，几个人挑着担或拉着架子车，往往是夜里赶路，有时几里路，有时几十里不等。到了地方，打桩的打桩，搭棚的搭棚，生火的生火，剁肉的剁肉，发面的发面，好一阵忙活。一切停当了，起码已经半夜，有烟瘾的吸一袋烟，不会的人也懒得说闲话，倒头就睡。赶场子图的就是人多，包子可以小点儿，馅儿可以少放点儿，但生意不愁做。而现在赶场子的活儿已没有人干，太劳累，没个缓劲儿，像一刀一刀“剥人皮”！

　　水煎包的利润太小，做起来工序繁琐，人还吃苦，因此经营者越来越少，大都是从南部山区来的农民，他们对生活并没有太高的奢望，只要比种地划算些，孩子们又能借此到城里的学校读书，就很知足了。

　　常到包子铺来的有三种人，一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前半生吃过苦，受过罪，节俭成性；二是上班族，时间比较金贵，吃饭较随意，买几个水煎包，几分钟就打发了肚子；三是进城来的农村人，宁可买一件称心的衣服，也不舍得在嘴上花钱，“穿在身上比吃到肚里强”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水煎包是富人或体面的人不屑一顾的，而我，充其量只是半个城里人，距离“富”字太远，更谈不上什么身份和地位，最常吃、最喜欢的便是水煎包了。

　　在我刚记事时，年关来临，父亲带我到偃师县城，洗过澡，看过火车后，已近晌午。父亲买来一盘包子，看着我一个一个地吃下去，而他手里拿的是出门时从家里带的黑窝头。后来，我手里的半个包子不小心掉在地上，粘上了灰土，我沮丧地将它踢到一边，随即我的背上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父亲没言语，捡起地上的那半个包子，吹了吹，便放进自己嘴里。那时不懂事，我恨父亲，为半个包子一顿打，至于吗？后来我明白了，父亲那是在告诉我，生活不容易，得爱惜粮食。

　　父亲做了一辈子小生意，和水煎包打交道的时间最长。他11岁就跟着同村的西光爷出去卖包子，当小伙计。冬天下大雪，晚上要赶场子，走几十里的路。父亲怕弄坏姑姑给他做的新棉靴，光着脚哭着在雪地里跑。再后来，兄长们渐渐长大，父亲就带着他们和母亲单干，穿梭于偃师、巩义一带。他们很少坐摊儿，大多数时候是爬坡上岭地赶会、串戏台子。我们弟兄几个娶妻荫子、家里过事儿，经济来源主要靠的是父亲的包子棚。

　　前些年，父母亲养老在家，我回去探望时，总忘不了带些吃的喝的给他们。因为脑梗塞而变得傻乎乎的母亲总絮叨：“包子呢？包子呢？咋不给我买水煎包？”母亲跟着父亲折腾了十几年，她经手的包子无数，水煎包总在眼前晃动，怕是已成幻觉，永远挥之不去了吧。

　　这两年，母亲和父亲相继离世，也带走了许多关于水煎包的故事。而每当我带妻女上街吃饭，路过包子铺的时候，总想到他们和他们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