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华裔+犹太=美国”的家庭，她18个月就认识字母表，3岁阅读《小妇人》（Little Women）简写本并开始学弹钢琴。

　　索菲娅是我的第一个女儿。我丈夫杰德是个美籍犹太人，而我是个华裔。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成了“华裔——犹太——美国”人，属于一个似乎颇具异国风情的人群。

　　在英语里，索菲娅代表“智慧”，而这个词的发音很像我母亲给外孙女取的中国名字——思慧。

　　从索菲娅呱呱落地起，她就显示出极为理性的禀赋和特别专注的能力，而这些品质得益于她的父亲。

　　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娅总是乖乖地入睡，整个夜晚都不吵不闹；偶尔啼哭，也有着格外明确的目的。

　　那时，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法律的文章（从我供职的华尔街一家法律事务所休产假后，我拼命地想找到一个大学里的教职——这样我就不必重返华尔街了），仅仅两个月大的索菲娅对此似乎十分理解。

　　在她1岁之前，她都是那么安然而沉静，只是睡觉、吃东西，并瞪着一双纯净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时常文思枯竭、大脑“短路”的我。

　　索菲娅的智力发育比较早，她在18个月时就认识字母表。我们的小儿科医生从神经学的意义上否认这种可能性，他坚持说，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学语。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张由蛇和独角兽等小动物乔装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图。医生看看图片，瞧瞧索菲娅，然后再把目光转向图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着一只披着睡袍、戴着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Q！”索菲娅用稚气的嗓门尖声地叫道。

　　“无师自通……”医生惊讶地咕哝着。

　　我在一旁为医生的非正式测验暗暗紧张。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字母，那是一条飞吐着数根血红舌头的九头蛇。“I。”索菲娅依然准确无误地读出了它。

　　索菲娅在上幼儿园时就非常出众，尤其是在数学方面。

　　当其他孩子还在用创造性的美国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等道具学习从1数到10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死记硬背的中国式方法，教索菲娅加、减、乘、除以及分数和小数，而它们是很难用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来演示正确答案的。

　　杰德和我结婚的时候曾达成协议，要让我们的孩子说中国的普通话，但遵从犹太人成长的礼节。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可笑的协议。因为我的家乡在中国福建，我自己并不会说普通话，而杰德压根儿就不信教。为此，我雇了一位能不断地和索菲娅说普通话的中国保姆。

　　待索菲娅长大一点点，我们发现她似乎吸纳了两种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刚刚3岁，索菲娅就能够阅读《小妇人》的简写本，能够进行简单的归纳，并用中文写出100个字的短文，还不包括其中的数字。

　　当我看到美国的父母试图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扬来鼓励孩子完成那些诸如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条或学会挥舞小棒这样极其简单的任务时，我发现中国父母有两件事超越了美国的父母：一、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梦想；二、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娅能够吸收美国社会最优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亚洲孩子那样，最后成为机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仅仅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就会去自杀！我盼望她多才多艺、全面发展，有自己醉心的业余爱好和着迷的活动，但不是任何小兴趣，而是更有意义、更难掌握、更能向高深发展的艺术造诣和提高自身潜能的爱好。

　　基于以上想法，我为女儿选中了钢琴。

　　1996年，就在索菲娅3岁的时候，她张开稚嫩的双臂，迎来了生活中的两件新鲜事儿：第一次钢琴课，还有她可爱的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