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我们的“美国梦”——父亲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我们三个姐妹也相继走进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捧回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姓“蔡”（Chua）——汉语拼音是“Cài”，我喜欢自己的姓氏。我的家乡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一个盛产学者和科学家的地方。

　　我所有的祖辈都出生于福建。

　　我姥爷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书匠，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卖大米。姥爷不信教，尤其不擅长经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丽而虔诚的佛教徒，尽管她所信奉的观音菩萨并不看重物质的享受，可她还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红火、兴旺。

　　我爷爷经营鱼酱的生意，他是个好脾气的商人。我精明能干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塑料制品的买卖赚了许多钱，然后，她把盈余都换成了金条和钻石。变得富有之后，她在马尼拉最具声望的社区买了一座华丽的豪宅。后来，奶奶和叔叔开始在火奴鲁鲁收藏蒂法尼玻璃制品（Tiffany glass）、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画作，并在火奴鲁鲁拥有了独立产权的公寓。他们在饭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汤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我母亲于1936年出生于中国，与父母举家迁往菲律宾时，她才两岁。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

　　194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国军队解放了菲律宾。

　　母亲清楚地记得美军吉普车驶过街头的情景，在士兵向人群不停地抛掷火腿罐头时，当时还仅仅是个小女孩的她，追着军车一路上欢呼雀跃。

　　战争结束后，母亲到一所修道士开办的中学读书。在那里，她改信了天主教。后来，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托马斯大学，并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

　　我的父亲对移民美国总是充满向往。颇有数学天分、酷爱天文学和哲学的他，对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周旋的家族生意深恶痛绝，本能地反抗家人为他作出的每个安排，甚至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拼命地寻找去美国的机会。后来，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批准了他的入学申请，他终于“好梦成真”。

　　父亲在1961年正式向母亲求婚，同年晚些时候，他们就双双来到波士顿。初到波士顿的那两个冬天，他们常常要裹着毯子来取暖。可是不到两年，父亲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学担任助教。

　　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我和三个妹妹时时感受到我们与别人的不同。

　　我们每天都要用保温盒将中式午餐带到学校，而我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吃到一块夹着腊肠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们在家里说中国话，如果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在言语间夹杂着一两个英语单词，立刻就会为此受到惩罚：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们都得演算数学、练习钢琴，父母从不允许我们到朋友家过夜。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为他脱下皮鞋和袜子，递上拖鞋。

　　我们的成绩通知单一定要完美无缺——我们的朋友也许会因好几门功课得到“B”而获得家长的奖励，可我们哪怕是在全“A”中仅有一个“A–”，都会令父母感到难堪。

　　我的朋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通常以为我的童年恐怖无比，可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这个让外人感到怪异的家庭里，我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刚开始步入美国社会的时候，我们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们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

　　我4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你将来嫁人一定要嫁给华裔。嫁给非华裔男人？哼，只要我还在喘气儿，就绝对没门儿！”但是最后，我嫁给了杰德，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亲居然成了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