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哈佛法学院，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进医学院。我在法学院学习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地努力。我的文章甚至还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正是在那儿，我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杰德——当时编我文章的责任编辑。

　　毕业后，我到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干得很出色。我擅长与人打交道，了解客户的需求，把它们变成法律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觉自己一直都穿着那身滑稽的套装在装腔作势，心中并不快乐。

　　不过，杰德十分热爱法律，这种差异真是让我相形见绌。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并购的热潮风起云涌，杰德醉心于为法律事务所写辩护状、进行法律诉讼等，并且大获成功。后来，他在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起诉几个黑手党成员，同样是乐此不疲。他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针对“隐私权”撰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100页，竟一气呵成，并刊登在我们做学生时就曾合作过的《哈佛法律评论》上。

　　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邀请杰德去任教。在索菲娅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的职务，这是杰德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的资历最浅的教授。

　　我总以为自己是那种点子多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们刚刚搬到纽黑文的时候，我正怀着索菲娅。杰德告诉几位在法学院任职的朋友，说我也“很想在法学院做个教授”。但是，当他们谈起我感兴趣的法律问题时，我却像个中风病人一样无法思考、难以开口，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

　　正当我决定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时，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的滑稽模样好像在告诉我，我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才华。

　　此外，马克辛·红·金斯顿、艾米·谭和张戎，已经以她们创作的《女战士》、《喜福会》和《鸿》，成功地捷足先登。一开始，我备受打击、怨气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

　　鉴于我攻读法律学的专长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与种族问题等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种族问题是我无论何时何地都百说不厌的话题，那时候，很少有人研究这方面的法律，而这恰好是我的专长。

　　索菲娅出生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私有化、国有化和种族特色，此文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上。

　　凭着这篇力作，我向全美各地的相关学校发出了求职申请，还斗胆应耶鲁法学院聘任委员会的邀请前去面试。

　　在耶鲁大学看起来有几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厅里，我与聘任委员会的教授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两位教授借故提前离席，留下法学院院长陪我。在后面的两个小时里，这位院长与我就纽黑文市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海阔天空地神侃。

　　我没有得到耶鲁全职的教师工作，这就是说，我把午餐面试搞砸了，被杰德所在的学校拒绝了。

　　索菲娅两岁的时候，杜克大学法学院给我发来聘书，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