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档案 　　名称：杨国忠银饼     出土时间：1970年 　　出土地点：洛阳隋唐宫城遗址 　　文物年代：唐代 　　规格：饼形，直径最长处为14厘米，实测重940克 　　价值：它是研究唐代货币制度和赋税制度的珍贵实物，它在洛阳被发现，也证实了洛阳在唐代是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当前，个税起征点提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实际上，缴税缴多少？怎么缴？是国家出现伊始就存在的话题。那么，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之一，唐代，人们是怎么缴税的？洛阳博物馆新馆展出的杨国忠银饼，就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

　　1 银饼上赫然刻着奸臣之名“杨国忠”

　　洛阳博物馆副馆长谢虎军说，现在人们对白银货币的了解，多源自一些古装电视剧中的银元宝。其实，元宝是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的，意思就是“元代的宝货”。那么，元代以前，白银货币是什么样的呢？

　　谢虎军说，根据史书记载，元代以前的白银货币被称为“银饼”和“银铤”。《三国志》中就有“赐郭修子银千饼”的记载，这说明，汉代的白银货币就是饼状的。但是，很久以来，并没有银饼的实物面世。银饼到底多大？多厚？多重？没人说得清楚。

　　1970年，文物工作者在对位于西工区定鼎路附近的洛阳隋唐宫城遗址进行发掘时，意外地发现了3件银器：其中两件是长条形的，另一件的形状就像街上卖的大饼。

　　这件饼状银器，目前就在洛阳博物馆新馆举办的《河洛文明展》第三展厅中展出，它呈不规则的饼状，直径最长处为14厘米，观众能看到的一面，刻着“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的字样。专家考证认为，它就是史书中所说的银饼。而长条形的银器就是银铤，洛阳出土的银铤被省博物馆借调展出，故此次未在洛阳与观众见面。

　　谢虎军说，目前，在西安、广西等地都相继出土了一些银饼和银铤，但是，仍以洛阳出土的银饼和银铤最为有名、价值也最高，这是因为这件银饼的背面和其中一件银铤上均刻有被现代人所熟知的、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这几件银器的知名度和价值，也使这块银饼得名为“杨国忠银饼”。

　　2 杨国忠为何要在银饼上留名？

　　谢虎军说，这块儿银饼虽然个头不大，却给我们传递了非常多的信息。

　　从“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这十几个字来看，“通州”是地名，唐代属山南道，位于现在的四川省达县，这说明了银饼的产地；“纳官朱义”，即主管纳税的地方官员朱义；“云”，有专家认为是银饼的成色或等级；“二十三两”是银饼的重量，唐代的“二十三两”现在称重为940克。

　　谢虎军说，银饼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税口银”几个字，它说明了这块银饼的作用。要解释“税口银”，就得先说说唐代的赋税制度。

　　现代公民缴税直接缴钱就可以了，可是，在唐代中后期推行“二税法”以前，唐代“公民”缴税是缴实物的。唐初推行的是“租庸调制”：每一个成年人，每年要缴纳粮食两石，这是“租”；缴纳自产的绫、绢各两丈，如果是布还要加1/5，这是“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还要服役20天，如果不想服役，也行，每天缴纳三尺绢代替，这就是“庸”。

　　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公元756年），租庸调制遭到破坏，统治者开始把应该收的粮食、布帛等，折算成银两，上缴到国库。“税口银”就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粮食折换成银两，上缴到京城的税银。

　　唐代政府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写上缴纳物品的州县名、日期，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一般物品尚且如此，银饼更不能例外。

　　这样一来，银饼的表面就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报表，经手的人都要在上面留名，算是签字。

　　从同时在洛阳出土的银铤上我们可以看到，杨国忠当时的职务是“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是主管财务的大领导，当然最后要“签个名”才行。

　　3 为什么是杨国忠来“签名”？

　　谢虎军说，事实上，杨国忠在银饼和银铤上留名，并不仅仅是遵循制度，也是杨国忠巩固自己的地位、“巴结”领导的需要。

　　他说，这些银器为什么要做成银饼和银铤两种？是因为它们的用途不同：银饼一般是税银，而银铤则多是给皇帝进奉用的，给皇帝进奉金银器主要是为了邀功取宠、晋升官位，这一点从杨国忠的“发家史”就可以得到印证。

　　杨国忠本名叫杨钊，是武则天的面首（指供贵妇人玩弄的美男子，面指脸，首指头发）张易之的外甥、杨贵妃的远房堂兄。杨国忠年轻时，杨贵妃尚未得宠，他家中并不富裕，却嗜赌好酒，不学无术。杨贵妃得宠后，剑南节度使章仇欲结为内援，就出资让杨国忠携财入京，由杨氏姊妹荐于唐玄宗。

　　唐玄宗在经历初期的励精图治后，享乐的欲望更加膨胀，变得愈发奢侈荒淫。皇室贵族使用的大量金银器，原本由中央官府少府监所属的各作坊制作供应。但要增加娱乐项目，正常的供应就显得不足了。唐玄宗就开始派专员管理其个人财务，杨国忠得以开始帮唐玄宗聚敛钱财。

　　从西安和洛阳出土的银铤可以看出，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至十三年（公元754年），仅杨国忠一人就进奉了4件银铤，而他实际进奉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此数。

　　既然是给领导进奉，当然要写上自己的名字，不然进奉的官员那么多，领导怎么知道是谁送的？

　　进奉的次数多，杨国忠提升的速度也非常快。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并一个人兼任吏部尚书等40多个职务，这40多个职务中，有不少就是“专知采市银使”等主管某方面税收、财务的职务。

　　皇帝接受进奉，实际上是公开卖官鬻爵。这从客观上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也直接导致唐朝的统治迅速走向衰败。

　　谢虎军说，洛阳发现的银饼和银铤没有被使用，这是为什么，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它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唐代洛阳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