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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警方在清点假酒数量。
(新华社发) | |
□据 新华社
贵州来的50元一斤的塑料桶装酒,装入浙江造的20元一套的包装中,在重庆一处地下停尸房里经过一番倒腾,立即变成市场零售价近千元的名酒“飞天茅台”。
前不久,重庆查处一起假酒大案,5名犯罪嫌疑人二审被判刑。记者调查发现,该假茅台酒生产团伙已形成一条横跨数省的黑色利益链,几乎每个环节都实现了“规模生产”和“专业经营”。
“技术研发”+“印刷专家”+“规模生产”
这是一瓶很像正品的假冒“飞天茅台”酒:白色酒瓶上系着红飘带,装在金色包装盒中,防伪标志、装箱单等一应俱全。这样的假酒在受害者张先生手中有30件,是造假者借他10万元后用来抵债的。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酒竟是在停尸房里灌装的。
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审查发现,在流入受害者手中之前,这批假茅台酒经历了包装、基酒、灌装、运输多个环节,几乎每个环节都实现了“规模生产”和“专业经营”。
善于仿造名酒包装的“印刷专家”肖强是第一环。他是浙江人,长期大批量仿制名酒包装,曾在一个月内仿造2万个名酒包装盒和瓶盖,连顾客提出的“六角形酒盒”等难题也能攻克。这批假“飞天茅台”酒的包装就是由他“研发”的。
第二环是在成都经商的汪吉。他曾多次倒手转卖假名酒包装。2009年5月,他从肖强处订购了大批假“飞天茅台”酒包装,酒瓶、瓶盖、盒子、商标等一应俱全,分几次从浙江经成都悄悄发往重庆,每套售价30元,他赚5元。
“造酒高手”何朝瑞是第三环。他曾在大型酒厂工作20年,经验丰富。收到假茅台酒包装后,他每套再加价10元,卖给小酒厂主杨勇,并为杨勇造假酒提供帮助。
第四环的杨勇是生产假茅台酒的幕后老板。2009年,由于酒厂经营陷入困境,杨勇打算造假酒赚钱。“一瓶假茅台的毛利润有几百元,我想‘背水一战’。”杨勇说。为此,他亲自选址、生产,再通过各种关系把假酒销售出去。
除包装外,还要搞到合适的基酒。杨勇托人从一名贵州商贩处买了2000多斤塑料桶装白酒,每斤仅50元。杨勇说:“这些基酒有4大桶和10小桶,都是勾兑好了的,连香精都不用加。”
生产和运输也是这条利益链中的一环。一些人明知杨勇在造假酒,仍然参与其中。例如重庆市万州区瀼渡镇人谭军,以每次15元到20元的价格帮杨勇运输假酒,还以每天百元左右的酬劳带着亲戚直接参与灌装制假。
一条分工严密的“假茅台生产线”就这样建成了。
停尸房里“造酒如灌水” 以假乱真身价涨10倍
造假环节如此之多,如何能一一逃避监管?假茅台成本如此低廉,如何能做到以假乱真?
工厂选址隐秘。经过反复斟酌,杨勇租了个自认万无一失的场地:一家医院的地下停尸房。为了保险,停尸房里每天生产的假酒当天就由专人用面包车拉走,存放在事先租好的仓库或朋友家中,厂房钥匙也由专人保管。
“老板反复说,做完了不准在外面乱讲。”一名曾参与造假酒的工人透露,灌酒、堆码包装箱和贴标签等一律都在停尸房中进行。停尸房业主单位的门卫说,造假者进去后就换了新锁,外人很难知道里面的情况。做完假酒后,他们马上撤掉水电管线走人。
为使假茅台能乱真,杨勇找来两名“技术人员”参与“研发”:一个是何朝瑞,他曾以5角钱的单价从废品站收购酒瓶,自行仿造出名酒“盛世唐朝”;另一个是堪称“大师”的谭常宜,他曾是大型酒厂的质检科长,退休后在多家酒厂当技术指导,能帮着让假“成”真。
杨勇以每天50元到150元的工钱,请工人来造假酒。“就是把茅台酒瓶洗一洗,用过滤桶把白酒过滤后灌进瓶子,贴好商标,然后入盒装箱。”工人们说,造“茅台”就像灌自来水。
经过停尸房里的一番倒腾,假酒身价陡增10倍。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查明,停尸房中共生产假“飞天茅台”酒2000多瓶。如按每瓶近千元的市场零售价计算,总金额近200万元,而一瓶假茅台的成本只有六七十元。
假茅台酒出炉后,杨勇再通过各种关系处理变现,其中一批酒以300多元的单价转给老板谢某,还有一批酒被卖给不知情者。
暴利驱使假酒难休 打击亟待形成合力
假茅台酒案发后,经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5名被告二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至7年不等,并处罚金,这条“假茅台生产线”就此被摧毁。
当前,假名酒因其惊人暴利,已成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一环。
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统计显示,近3年来,假酒案件既有单独作案,也有共同作案,仿冒品种众多且案情复杂。
检察官表示,除暴利诱导外,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打击力度不够,使违法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有的群众识别假货能力不强,容易上当受骗,也是假酒难休的原因。“打假”专项行动应该常规化,使假冒伪劣食品造不出、运不走、卖不掉。
面对这些伪劣食品,如何斩断其生产流通链条?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丁新正说,许多假冒伪劣食品都是异地购进、本地销售,全国各地必须形成打击合力。如果某一个地方只重经济效益,忽视食品安全,总是被动执法,就会损伤打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