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事业到底是民营化还是国有化并无定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进行了公用事业的民营化改革，也有一些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经营。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公用事业具有准公共品的性质，注定不能完全按照商品化经营。因此，公用事业运营或者改革，不是政府与企业的两边关系，公众必须有知情权、参与权。（5月17日《长江日报》）

　　醉驾入罪，司法难解立法困顿。

　　——民众因高晓松案对司法严惩醉驾抱以更高期待，最高法发出“不入罪”、“取保候审”等轻刑化指令，不免再度激发出民众心中的隐忧。无论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驾的严厉惩治，还是解释文本上寻求宽严相济的出路，司法机关本身的努力很难在民意与司法理性之间作出妥当的均衡。这样的司法之忧谁来化解？可能最终还得回到立法的轨道上。（5月18日《京华时报》）

　　“运动战”消灭不了食品“恐怖主义”。

　　——闭门监管、行政权力只对上级负责不受本地司法和消费者监督，是食品安全监管失灵的主要原因。而现有思维并没有开放外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反过来再次加强了行政权力，只是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督促。这依然还是政绩模式，依然还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日常机制中，依然没有人能监管“监管者”。这样的监管效果，可想而知。（5月19日《南方周末》）

　　“旅游日”更应是“旅游权利日”。

　　——首次设立“中国旅游日”，对于旅游业的推动作用显然不容低估，各景区及旅行社的超常热情也在情理之中，但仍需特别强调游客的权利问题。旅游本身是一件怡神养性的“人生快事”，在这个过程中，景区、旅行社乃至商家适当刺激一下游客的消费欲望无可厚非。但与一时的获利，甚至不当得利比起来，旅游产业的规范更为重要。游客的权利越是受到尊重和保护，旅游业的“盘子”就越能做大 ，获利就越是丰厚。（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电荒的出现，同样源于高价物流。

　　——看待电荒，必须回到电力供应链条中。在这个链条中，火电企业是生产者，供电企业是中间商，而用户是终端。不难发现，这个链条中无论是起点的生产者，还是终端的用户，都居于弱势地位，这一点和前段时间出现的蔬菜地头价跌、餐桌价涨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由于中间环节操纵了市场，拿走了利润大头，挤压了两端利益。从供电的产业本质上看，它更像是一个大物流企业，电一旦上了这个物流网，那么利润的大头，就被这个网挣走了。（5月21日《半岛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