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时间内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片丛林，你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并不知道途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河流、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

　　如果你一直有好奇心，访谈就会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问自己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时，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年的春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那幅著名的画作《迎客松》前，他再次驻足。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在这里欢迎尼克松总统。曾在这幅画前合影的、拨开冷战的冰霜、回暖中美关系的核心政治人物大多已经凋零，此刻他是否会感到一丝孤独和惆怅？

　　基辛格博士不是一位好的访谈嘉宾。他毫无表情、语速缓慢、声音低沉、口音模糊，让我担心在他的“催眠”下，观众会不会睡着，当然不会，因为他所代表的历史太重要了。

　　1971年，48岁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与尼克松总统谋划了远交中国、制衡苏联的战略。他借口腹泻，躲开随行记者的视线，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履行特殊使命。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传奇而神秘的领袖、儒雅而智慧的总理，都让这位外交官充满开创历史的兴奋与紧张。

　　2011年2月，我在北京采访了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故事：1971年，他当时只有11岁，因其父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而有机会到白宫参观。

　　这一天，他看到基辛格博士正拎着一个公文包向门口的轿车走去，便主动帮博士拎包，还随口问了一句：“您这是去哪儿啊？”基辛格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去中国。”这正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家机密！

　　当然，他完全不知这个信息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在当时的情形下，就算他告诉了别人，也没人会相信。

　　我问大使，与当年相比，现在对外交官的要求有何不同？他说：“大概是沟通方式不同吧。当年，政治家们可以关起门来进行‘秘密外交’；今天，领导人还没见面，就要向媒体说明自己要谈判的内容。可见，与公众沟通的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放在今天，那个男孩很有可能把基辛格的回答挂到微博上了！

　　当年，中国领导人虽已有重启中美关系的想法，却苦于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毛泽东主席在国庆20周年时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在向美国释放关系缓和的信息。不过，美国人没有读懂这一层深意。“我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用隐晦的方法婉转地表达，也不善于从一张照片的排序去猜测对方的深意。斯诺对中国太友好了，我们当时只把这解读为宣传手段。那时中美两国就像是在同一房间里的两个盲人，互相摸索着想找到对方。”基辛格博士说。

　　历史的交会就这样险些被错过。当然，机缘的偶然性可能推迟，这并不能中断历史的进程，就像江河入海，势不可当。中美两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隔绝，这就是政治远见，也是政治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