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虽然卡特不一定是最杰出的总统，但他是最受美国人尊敬的前总统。卸任之后，他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

　　他在发表获奖致辞时说：“当今世界，虽然交通和通信科技发展迅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和沟通。相反，我们看到了隔膜和分离带来的误解、偏见和仇恨甚至杀戮。”

　　卡特总统此话是有感而发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卡特从海军退役回到美国佐治亚州普兰的自家农场。那时的美国还存在种族隔离问题，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尤为严重。当地的农场主们都要加入一个只有白人才能参加的俱乐部，谁要是对黑人友好就会被排斥在这个圈子外，在生意上也就会失去庇护和支持。

　　卡特的母亲是一名护士，常常照顾生病的黑人孩子，这让卡特从小与黑人孩子玩耍，成年后也仍与黑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诚实的卡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原则，这让他饱受白人组织的排挤和孤立，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他那时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最终成为他日后从政的人品背书。

　　卡特写过十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藩篱后的巴勒斯坦》。他在书中指出：如果以色列人以为把巴勒斯坦人关在高高的围墙之内就可以获得和平，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隔离只会积累怀疑和产生新的仇恨。

　　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他在中东斡旋的实地考察。在亲犹太势力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坛，这给他带来了不少批评，但他坚信自己的主张。这位常常自称是种花生的农民的前总统，一辈子相信只有你对土地诚实、对自己诚实，才能有所收获。最终完成中美建交的他也正是“沟通”的忠实推动者。在这个世界上，对话与沟通是明智的选择，这需要政治远见，更需要政治勇气。

　　与那些从冷战时期走过来的老牌政治家相比，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算是小字辈。在他们的任期内，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新的政治格局“世界是平的”，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世界观与政治理念。

　　托尼·布莱尔是1997年5月开始担任英国首相的，正值香港回归在即，他在一次酒会上主动向中国驻英大使马振岗表示希望亲自参加香港回归仪式。于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与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阴郁的神情相比，布莱尔的表情是轻松平和的。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必须面对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就是中国。她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一天可能成为最强大的。”

　　2008年8月，布莱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权力正向东方移动。布莱尔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从7岁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领先时代并不一定总被欣赏，受到嘲笑倒像是更容易发生的事。英国的查尔斯王子9岁就被立为王储，从那时起，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等待。因为他的家族有长寿基因，他的等待也就显得特别漫长。

　　我认识他是在3年前的一次慈善晚宴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友好而害羞的。他的手很宽，骨节粗大，皮肤红红的，有点儿像农夫的手，很出乎我的预料。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钟情乡村生活，常常亲自整理花园，马球等运动也是他所喜爱的。他说过，如果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宁可做一名农夫。

　　查尔斯王子说：“土壤、树木、动物，都让我着迷。我有自己的农场，生产有机食物。我认为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孩子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天生就是干干净净地包装起来的。除非我们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否则这个世界的生态平衡就会有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