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巴菲特也认为做慈善要趁早，他要在生前就把财产捐出，所以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把他捐的十几亿美元全部花掉，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这下盖茨夫妇立觉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的钱难上加难！”夫妻俩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

　　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上，也不仅体现在捐赠的巨额数字上，更是一种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但不能成为它的奴隶，人可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翁。

　　当我问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时，他笑着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我，对于我来说，只要有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

　　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他们俩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些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

　　盖茨说他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巴菲特立马从裤兜里掏出日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言下之意：“孩子们，别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给自己一点儿思考的时间！”

　　我曾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

　　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我主持的《正大综艺》做了一期介绍台湾的节目。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林怀民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运到香港，作为即将在那里上演的《九歌》的舞台布景。第二次是在2003年，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地立在山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的述说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还能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第三次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水月》、《行草》、《红楼梦》。

　　已经60岁的他，眼神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容易激动。他说自己年轻时脾气很急，为了排练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对人对己都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他看到两位舞者在排练的时间还蹲在外面吃面，就冲上去说：“你们这样不珍惜自己，那还跳什么舞！”说着拳头一下敲碎了旁边的玻璃窗，手上顿时血流如注，场面骇人而悲壮。谈起这些，林怀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舞团几近倒闭，林怀民也心灰意冷想要放弃。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说看过他们的舞蹈，非常喜欢，要林先生加油。林怀民就因这一句话呆住了，泪流满面，当即决定从头再来。

　　如今云门已有160多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

　　艺术家大多有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的寻找是苦心志、劳筋骨的，所以总有那么一些阶段，他们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很不舒服。按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就是“拧巴”。他们与命运的关系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而且生硬，先是无论怎么躺着都不得劲儿，后来发现，你没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

　　有时，时代会把人逼入生存的死角。画家黄永玉把自己称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并以此为题写自传体小说。

　　不知是他记忆力太好还是经历的趣事太多，他写啊写，好几年才写到自己小学毕业，文稿已达3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