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中学还没毕业就随剧团四处奔波，靠木刻赚点儿小钱，不料因此而成名。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为避免迫害去了香港。可他一心想着北京，1953年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时他还不到30岁。

　　眼看那些老友先后辞世，黄永玉称自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静静地看待人间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墓志铭也想好了，5个字：爱、怜悯、感恩。

　　他爱荷花，把自己的乡村别墅称为“万荷堂”。如今，近90岁高龄的他依然坚持创作，他说自己在牛棚里错过了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不能再错过。他画的荷花于生动中总蕴含着张扬与隐忍的混合气质……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分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了快感。

　　老天给了她超凡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由于过于兴奋而失眠，她的最高纪录是连续30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默默流泪。

　　她经常忆起的，是自己12岁去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芳香；是她19岁时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医务所里，闻到的空气中的血腥味。这些刺激让她感到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变成一名作家。

　　她也想起30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美国，从零开始学习英文直到用英文写作。

　　严歌苓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一个个女性的生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都有一分天真与倔强，一如扶桑。

　　通过孤独而自由的写作，一个小女子终于拥有了一个大宇宙。而现实中的她，要趁着精力旺盛的几年多写一些，让酒在最佳的发酵期内成为佳酿。写作让她平静，让她与孤独找到对话的窗口。

　　与孤独为伍也好，与世俗拥抱也好，“艺术”与“商业”似乎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家们解不开的两个扣儿。对冯小刚和陈凯歌两位导演的采访，使我看到了他们在纠结中的前行与自我的回归。

　　第一次采访冯小刚是在《夜宴》公映之前，他的坦率让我感动。他说自己以前很羡慕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拍大片、拿大奖，偏偏自己时运不济，早年影片被禁，让他很有挫败感。无奈之下，他从轻松搞笑的贺岁片拍起，希望有一天可以从“偏房”进入“厅堂”。

　　在电影的丛林中，冯小刚说他要做饥饿的掠食者。《夜宴》之后有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悲剧、正剧照单全收。他的坦率还带着些许自卑：“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有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撒谎，是因为他承担不了诚实带来的后果。我会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时候……我说过谎，但我尽量做到说谎的时候心虚着点儿，让人能看出来。”

　　我第二次采访他是在《唐山大地震》公映之时，坐在我面前的他明显放松了许多。相比几年前他对媒体记者的小心翼翼，这一次，他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娱乐传媒的不满。“随着成功的积累，我也愿意把话说得直一些，说真话还是挺痛快的。面对娱乐媒体，我烦透了，但是没辙。你一拳打过去，都是空气，有时媒体也是一派打另一派，挺脏的。”不需要“装孙子”的他终于不再费力地去证明自己，而是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与舒展，自比为“穷人家的孩子”的冯小刚终于挺直了腰板，“孙子”成了“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