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安娜· 林德说：“记者们总是问我同一个问题：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你是怎么做好外交部长的？我的男同事们从来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今天的女性不再需要在事业与家庭间作任何选择。我们可以二者兼顾。同时，我坚持让自己的男同事休‘产假’，回家给孩子换尿布！”

　　母亲节那天，丈夫和两个儿子一起给她做了美味的煎鱼三明治，还送给她很多张画，多到墙上都挂不下了。说起这些，安娜的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

　　就在我采访安娜半年后，她在一家购物商场里被一名男子用匕首刺杀了。经查，凶手患有精神分裂症，最后被免予刑责。听到这个消息，我惊愕不已，首先想到的是两个男孩成了没妈的孩子。

　　很多能干的女人都不愿被人称为“铁娘子”或“女强人”，因为其中含有某种不近人情的意味。但陈至立不这么看，她说：“铁娘子如果是指言谈举止，那可能带有贬义，但如果是指对事情的处理和决断，那我认为男女领导人一样都要敢于负责，敢于拿主意。”

　　作为中国的职业女性，陈至立也有过疲于奔命的日子。结婚生子之后，她的丈夫在军队里工作，婆婆还在上班，她不得不一下班就往家里跑，生火做饭，哄孩子睡觉后再读书、看文献。稍有闲暇，她还跟邻居学包粽子。有时加班回家晚了，看到孩子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就心疼得不得了，感觉自己没有尽到照顾他们的责任。但孩子们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会了照顾自己，跟母亲的情感非常亲密。

　　我有时候想，孩子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母亲？是成天把孩子搂在怀里的那种，还是忙碌而快乐的那种？可以肯定的是，当有些母亲辞去工作，只陪孩子读书，还整天提醒孩子“看看我为你作出多大牺牲”时，孩子心里并不一定领情。

　　其实，孩子不在乎自己的父母有多成功，也不一定喜欢形影不离的妈妈，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好礼物一是无保留的爱和接受，二是父母自己能够快乐地生活。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对我说：“每一位在职母亲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字叫guilty（负疚）。”她1959年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3天后就结婚了。那时，女子上大学的目的就是能成为更有教养的妻子和母亲。到她45岁离婚时，她几乎从未尝试过独立生活。

　　离婚迫使她从头开始自己的事业。因为同时工作和学习，她前后花了13年时间，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动力之一就是给3个女儿当表率。当她毕业时，她不再是家庭主妇玛德琳，而是奥尔布莱特博士。女儿们站在她身后，见证她宣誓就职的一刻，让她充满了一位母亲可以享受的骄傲。

　　美国女性活动家贝蒂·弗里丹在她的著作《第二阶段》中曾经阐述道：过去女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需要被认真对待，往往会采取掩盖自己的女性特征，在穿着和举止上模仿男人的方法；今天，更多的女性认同自己的性别特征并引以为豪，她们在外部世界争取平等权利的同时，也在追求根植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正是女性解放的第二阶段。

　　从2008年至2010年，名列《财富》杂志“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榜首的是百事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她是一位23岁时才移民美国的印度裔女性。当她被耶鲁大学录取为研究生时，父母都认为她疯了。不过，最终卢英德还是说服了家人支持她追求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