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19岁少女王家飞与3岁的弟弟王家红被村民李昌奎残忍杀害。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2年执行。两份不同的判决书，顿时在家属间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7月3日中国网）

　　虽然根据“少杀慎杀”的原则，法院一般不主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对于罪大恶极、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不仅是对罪犯本人所犯罪行的严厉惩处，同时也是对同类犯罪分子的极大震慑，更能彰显法律的至高尊严。

　　从具体案情来看，昭通市中院的量刑是准确无误的，即使罪犯有投案自首的情节，但与其所犯的罪行相比，显然难以宽恕其犯下的“死罪”。已被执行死刑的药家鑫，当初犯案后也有自首情节，但因其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危害极大，最终也没有为自己换来一张“免死牌”。

　　显然，云南省高院为李昌奎“颁发”的缓刑“免死牌”，缺乏让人信服的法律依据。既然认为昭通市中院对李昌奎案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那么对罪犯判处死刑就不存在什么“量刑失重”。在走投无路之下的投案自首，即便可以成为减轻刑罚的条件，也不至于免除死罪；而认罪、悔罪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因素的判断，没有可供明确界定的依据，弹性空间特别大。至于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则更是牵强：区区不足3万元的赔偿，还是在几方协调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给出的，如何能称得上“积极”？即便是“积极赔偿”，3万元又何以弥补受害家庭的“损失”？

　　就李昌奎的犯罪事实及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来看，昭通市中院对李昌奎所作的死刑判决更符合法律实际，而云南省高院改判为死缓的终审判决，虽然体现了法律宽严相济的精神，但同样暴露了法律某些缺乏严谨的弹性空间。与不久前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相比，李昌奎案的恶劣性质和严重后果都远远超过药家鑫案，可以说是“罪大恶极”，对于这样的刑事犯罪，云南省高院把死刑改判为死缓，还应该拿出能让公众信服的法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