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大陆朋友会问，选举的热闹过后，这些岛内地方官员到底平常工作做些什么？他们还会一天到晚挨骂吗？他们的工作又有多忙碌……

　　以记者角度从旁观察，在台湾当“官”真是一点都不轻松。百万人的县市父母官，面对民众的“一票挺你”，当然有偿还的压力。

　　1　你是为我服务的

　　由于体制的不同，台湾的地方官员，尤其是“百里侯”(县长)，非“中央”所派任，也非“上级”所能晋升，一切由“选票”说了算。因此，获得当地人认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尤其是在草根性强的中南部，许多选票掌握在利益团体和地方派系手中，例如农会、渔会、宗亲会、同业公会等。候选人不能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吸引选民，更重要的是如何与这些团体打交道，整合各方的利益，不偏袒谁也不得罪谁。

　　“当地人的认同”，其实也是个很广泛的概念，不见得要生于斯、长于斯，但就是要让地方民众觉得受到尊重与认同。

　　当选新北市市长的朱立伦曾在担任桃园县长时，办了一场破纪录、有10万人观赏的“超炫白蛇传”，当时还邀请外国艺术大师来台观赏，连外国人都交口称赞。事后，他亲口告诉当天演出的小生，选举活动可以少办，但敬老活动、文化活动不能不办。在台湾，很多县市长举凡端午、中秋、重阳，都一定会举办敬老待客活动，对老人的照顾与尊敬从没有少过。

　　台湾人对这些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该有的尊重少不了，毕竟几乎所有的县市长都是民选的精英，万中挑一的优秀人才，但大家面对官员时，更多的理解是，“你是为我服务的”。即便在台湾东部偏远地区或山区，那里的县长也无需叫苦叫累，因为都是你自己要出来选的，那么做得好自是本职工作，做不好便无人同情，反遭唾弃。

　　2　政绩与作秀的考量

　　一般而言，台湾的地方官们每天会频繁在媒体上露面，或解释政见，或发表看法，或在镜头前与民众直接互动。他们的公开行程往往会占用大部分时间，在那些不需要外出活动的日子里，他们也大多端坐在办公室内，审批政策文件、与下属交流工作事宜。

　　在强势的岛内媒体环境里，台湾县市长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透明装置”中。“你瞧，县长又去拜会了”、“县长又要去扫街”……一举一动，民众都能看清了解。

　　但也有亲民的县长好心办“错事”的时候。原台北县长周锡玮就是一例。周锡玮在任时，整治淡水河，取缔沿岸32家非法砂石业者，数多功绩本在县市长民调中位于前列。不想，因一件事未处理妥当，最终在台湾县市升格的“五都”参选人提名时，含泪黯然退出。原来，台北县林口曾出现疑似猛兽攻击羊群事件，目击者声称看到老虎，情节离奇。于是，县长周锡玮亲自率领大批阵仗，上山打老虎。然而，此举未获县民嘉奖，反而从此被媒体嘲笑称为“打老虎的县长”。

　　周锡玮自觉委屈，在他看来，这么做只是为了展示对县民们的诚意。“事实上，他是没有分清楚‘立委’和县长的区别。”熟悉地方政治生态的台湾媒体人介绍道。

　　在岛内地方政坛，“立委”是选民们推举的民意代表，他当然可以为选民意愿“上刀山、下火海”，但如果一个县长也这么做，无疑会被看为“政治作秀”而贻笑大方。

　　民众们看重的是，是否县长在处理紧急事务时能合理决断，妥善安排行政资源来解决问题。有岛内名嘴向周锡玮建议，以“打老虎”为例，周锡玮其实要做的，应当是首先派遣训练有素的动物专家和消防人员，前往调查了解，再采取适当的行动；就算情形再危急，请求警方甚至是军方的支援，也就足够。

　　台北县长教训在前，因此，岛内大多数地方官员们平日行事小心谨慎，生怕被媒体抓住“表错情”，被斥为“作秀”。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讲，台湾官员服务民众，不是大小事都要做，不是你家电灯坏了要市长来修；更不是你要县市长帮忙找工作。地方长官最重要也最被看重的事，在于擘划一个城市的远景，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美好。

　　3　大市长青睐“大活动”

　　有许多县市长以举办大型活动塑造城市形象而闻名，比如高雄市市长陈菊办“世运”、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办花博、台中市市长胡志强请世界三大男高音到台中开演唱会等。活动代表人气，也代表市政建设的一环，更代表重要政绩。

　　以高雄市市长陈菊来说，她的城市营销与世运会就让她人气红翻天。

　　县市长们对诸如世运会等大型活动的考量基本一致：争取国际曝光，才能带来人流，而人流代表商机，更代表就业机会。地方官员不会为个别的人找工作，但要为所有的市民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拼了命也要做好城市宣传，另外配套的措施和与民众良好的沟通也很重要。

　　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向来个人魅力出众。他担任台中市市长8年多来，早就透过文艺活动，提升文化素质，以深化台中形象。大凡世界知名表演，台中市从未缺席，甚至是独家演出。

　　胡志强更经由各种场合，帮台中走向世界。以当地灯会为例，连续3年与迪斯尼家族角色合作，先是主打“米老鼠灯会”创下500万参观人潮，后来换上小熊维尼家族和跳跳虎，更带来684万人次、38亿新台币的商机。这些活动成功扭转了台中市长久以来“风化城、治安最坏”的负面形象。

　　有一次，当笔者搭出租车到台中市府采访，发现名片夹遗失在车上时，司机早已将失物送回。胡志强听闻后，立即索取车牌号码，亲自写信感谢。他说：“不要吝于赞美，一粒种子会长成一棵大树。”

　　4　出事时到第一线挨骂

　　不是所有县市长都受本地人欢迎。有些地方父母官不善说话，民调不够高，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在很多外国人心目中，台北等同台湾。无论在经济、观光、治安、环保、就业，台北都是一枝独秀，但郝龙斌的民意支持度却始终在低谷。原因在于，起初由于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表现优异，使得2006年选民将对马市府的肯定转移到郝，但郝与马毕竟是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要超越马市长的政绩非常不容易，这种落差使得郝市长难以有所突破。举例来说，每天倒垃圾时，便会想起马担任市长时推动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使得垃圾量大减，资源回收量大增，各县市陆续仿效。但是提起郝市长，鲜有全台昭知的政绩，网民们经常调侃的便是台北猫空缆车、内湖捷运的规划欠佳，安全上充满问号等。

　　以举办花博为例，从一棵苗木的要价比外面行情贵10倍到花博园区管理不彰，连进园管制人数都处理不好，郝龙斌老是被骂。但被骂是正常的，台湾的县市长面对被骂，关键时刻，无一不会展现高情商。比如，上岛内名嘴节目诉说想法、争取民心。

　　平日里不大会说的郝龙斌就在接受资深媒体人陈文茜专访时诚恳地道歉，花博纷扰不断，他觉得很对不起花农和建筑师，只盼望当民众了解花博后，“所有委屈化成骄傲”。他还反驳外界对他口才不佳的质疑，“不是口才差，只是有些话我就是说不出口”。如此坦承，“五都”选举后期民调回升也是情理当中。

　　台湾县市长们一般都怕民意，民意毫不留情地批评，意味着选票的流失，也是台湾“服务型县市府”的一道风景线。

　　平日里，民众有抱怨，或者口头表述通告民意代表，或者诉诸“立法院”审理。

　　2010年台湾“9·19风灾”，陈菊失踪了3小时，原来是跑回家睡觉。随即“不体恤民间疾苦”等批评接踵而至，陈菊开始未当回事，然而短短半月间，民调下滑了七八个百分点。这才忙不迭地跑到受灾区，又是看望灾民，又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还要搬送救灾物资。

　　面对质疑甚至是公开羞辱，台湾地方父母官能做的首先就是到“第一线”挨骂，然后诚恳地道歉，再赶快把事情处理好。也正是因为民选有任期制度保障，县市长宁可跟“中央”闹得不可开交，也不愿得罪选民。

　　有大陆媒体人刚从结束“五都”选举的台湾归来，忍不住对台湾特色“非全能体制”的县市府流露出羡慕之情——“你看那里的市长造势，市民对地方长官的不满已经宣泄完了，所以表现都很正常，不会有偏激、暴力，也没有戾气、焦虑、恐惧。双方都感到轻松了。否则双方都无法做更多事情。反观全能政府体制，总是集中力量去应对各种群体，做大两个极端，一个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这个群体，一个是上访户、维权者，这让占了最大份额的中间力量被不断挤压，他们会窒息，也会爆发”。 （据《国际先驱导报》 郑文 李景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