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广州之行，不仅促成了广州支部的建立，也影响了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从上海赴广州是乘船前往的，在轮船短暂驻留香港时，“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和小学老师李义宝，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登船求见，请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正尽心竭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播的陈独秀，自然乐意为这些进步青年释疑解惑。他对三个香港青年所讲的话，直接影响了他们以后的人生，于是就有了后来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赴粤之前，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直接决定了《新青年》今后的政治定位。事情是这样的，在决定赴粤任职以后，陈独秀交代工作和党务问题时，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将《新青年》交给了陈道望。虽然《新青年》编辑部已经迁往上海，但是胡适等人依旧担任着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的角色。在处理好这些事情以后，陈独秀给北京的胡适和高一涵打招呼，告知了对《新青年》的人事安排，这引起了胡适的不满。

　　早在五四运动后期，胡适就《新青年》的政治走向问题和李大钊有过论战，提出“要问题不要主义”。因为最近几期的《新青年》上刊登了陈道望翻译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他终于看不下去了，立刻给陈独秀回信，提出要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回北京，还随即致函李大钊和鲁迅，提出：“《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

　　胡适之所以对陈道望极其反感，是因为陈道望接手以后，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了进去，而且明确地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对于一贯坚持“要问题不要主义”的胡适，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拯救”《新青年》的努力没有成功，愤慨之下，毅然选择和《新青年》分道扬镳。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包括海外的两个支部，中国已经有了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唯一没有派代表参加“一共”的是巴黎支部。它的成立时间和广州支部差不多，创建人是张申府。与国内其他支部成立大都只受到“南陈北李”中一人的影响不同，巴黎支部的成立，是“南陈北李”共同努力的结晶。

　　张申府赴法的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就关于在法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建立组织的事情委托过张申府。1921年春，张申府到了法国后，第一个发展的党员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

　　此后，他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与当初的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赴法也是受法华教育会的影响。他于1920年11月7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去了法国。11月27日，刘清扬也到达法国，而巧合的是，她和张申府坐了同一条船，这也是她先于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周恩来与刘清扬、张申府的结识，源于1920年8月16日发生在北京陶然亭的一场座谈会。当时北京一共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4个团体代表参加。李大钊和张申府作为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和讲师，同时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亲历了这场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的讲话给周恩来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