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应正视公众的“税感焦虑”。

　　“月饼税”引起争议，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公众的“税感焦虑”。相关部门理应重视这样的焦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得到公众理解，才能交得明白、收得顺利、用得清楚。要认识到，税收不仅是“给政府赚钱”的问题，更应该考虑：如何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税收的全过程，让税收制度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如何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杠杆作用，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 （9月2日《人民日报》）

　　——割裂的市场催热“政商中介”。

　　调查显示，华商会主席卢俊卿通过充当政商中介角色获得报酬，是其发家真正秘诀。事实上，在中国并不缺乏热衷于做“政商中介”的“人才”，原因在于，国内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仍具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为何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多年之后，中国企业家依然集体看中行政资源呢？显然，尽管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基本成形，但核心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这才是“政商中介”出现的历史背景。可以这样说，全面开放的市场领域竞争非常激烈，而能牟取暴利的领域远未开放。割裂的市场格局，让行政部门的溢价空间提升，也才会让商人趋之若鹜地去巴结行政官员，华商会因此脱颖而出。（9月2日《广州日报》）

　　——必须捉出科研粮仓中的“硕鼠”。

　　中国科协的调查数据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科研人员通过虚报经费、收集发票充抵等手段将科研经费放入个人腰包。科研经费来自公共基金，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的现实，让人痛惜和愤懑。有经费就有管理制度，可这些制度令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这样的制度究竟还有多少制约性和管束力？制度执行者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科研经费变成了个人资产和吃喝玩乐的资本，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本是不是也太高了？捉出科研粮仓中的“硕鼠”，才能还科研一个清白。（9月3日《新民晚报》）

　　——强化“限购”也应推行市场化改革。

　　8月25日，浙江省台州市成为全国首个出台限购令的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楼市限购正式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看到，限购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其作用在于通过限制投资、投机，为房地产尽快降温。房地产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靠限购一劳永逸地解决，只是通过限购政策的降温作用，为下一步出台制度化的、市场化的解决方案赢得更多时间。长期而言，中国房地产公共政策的基本走向，仍然要坚持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建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公共政策体系。所以，有关方面在不遗余力实行限购、为房地产降温的同时，也应着力推进市场化的政策，向民众传递理性的预期。（8月29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