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而我也总是在想，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

　　我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史家胡同51号。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还有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的家人，有我小叔叔，北大数学系的一个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他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她是回光返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里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冠华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我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可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十二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我们从美国被召回来，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了，其他四个孩子其实是陪我回去，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过年了，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虽然已经快关门了，但还是买到了点儿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会冻死在门洞里。我真的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号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他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的家人给我讲了乔冠华当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想到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送苹果的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对我吐了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给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外交部的任何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的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你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自费出国上大学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

　　1985年，我读完大学，回来替外国公司做事情，又搬回51号陪妈妈住。最热闹的一年春节是2003年，那年我们答应了宁瀛导演，利用过年放假在我家拍了电影《无穷动》，这是我们为51号院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三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而我也总是在想，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

　　该文节选自作家出版社新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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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晃是从北京史家胡同51号走出来的。这座漂亮的老四合院的主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洪晃的外祖父是大学者、大律师、曾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著名文人章士钊（章士钊是洪晃母亲的养父，洪晃的外祖父是陈度，陈度为军阀陈调元之子）；母亲是著名外交官章含之，一度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有“上海最后一个名媛”之称，她的美丽在中国无人不知；洪晃的继父是中国前外长乔冠华，“文革”时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神采飞扬。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细腻地描写了史家胡同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