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近日，在广东一家医院发生的“录音门”（一家长对小孩就诊过程全程录音）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线调查显示：78.6%的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想过录音，35.5%的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希望录音”；在最想录音的对象里，“政府工作人员”成为首选，占比58.5%；另一方面，也有51.1%的人认为录音无处不在会加剧信任危机，还有48.0%的人觉得录音无处不在将导致人人自危。（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让人纠结的数据：就群体而言，大家知道人人设防、处处录音、篱笆遍地会刺得大家都痛，但落到自己头上，为了自我保护、不受委屈，更倾向于“自我防卫”地设置栅栏……尽管这让大家陷入“囚徒困境”：人人认为最佳的选择，搁置到一起却并不是最好的，甚至会成为最坏的。但明知如此逻辑的人，却无法淡然地从这种游戏中除却自己，因为一旦自我保护不力，受到伤害的就是自己。

　　剖析这组数据，可以从“困”的程度，踅摸到些许“困”的缘由：人们最希望能录音的对象，58.5%的人首选“政府工作人员”，47.7%的人选择“合同方”，45.5%的人选择“商家”，接下来是“医生”（34.0%）和“教师”（10.9%）……就顺序而言，越是强势的，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越是缺少选择余地的，越是一旦失信造成伤害损失惨重、无法预期抵御的，就越是大家心头忧虑与恐惧的。

　　于是我们能梳理出一条逻辑链条。为什么人人想录音？怕被伤害。为什么怕被伤害？有些强势者不按规则出牌。为什么可以不按规则出牌？权力资源、市场资源缺乏规范与监督。民众有什么办法？没多少办法，太缺少自我保护能力。为什么缺少自保能力？制度安排有问题，对权力约束、对市场规范、对弱势者的委屈与遭遇及时纠正在制度上找不到“靠山”，结果经常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便宜……尽管有人反感“把什么事儿都归于制度上”，但追根溯源，不从制度上遏制强权、约束滥权、保护弱权，不从根本上寻求一揽子解决，光就现象谈现象，光看一轮轮个案表演，怎么可能找到一把打开循环困境的钥匙？

　　“人人想录音”只是一个表象，社会权益失当才是本质命题。权益均衡，不是要讲平均主义，而是强调权利保障才是消除不确定感与恐惧感的根本。当诚信意识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当善良与信任的成本太高，当冷漠的气氛野蛮扩散，唯有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性安排，建立合法授权、有效维权的良善机制，才可能期待调动起一切打破“囚徒困境”的社会资源，在各个角落里消除对立、猜忌甚至仇恨的情绪。做一个偷偷录音的“小人”，还是做一个淡然从容的君子？这不只是道德问题，更是“制度环境塑造人”的问题。这本属于公民社会的常识，但在“人人想录音”的氛围中，这样的常识需要一次次提及，直到被制度落地所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