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秀和黄鹤夫妇。

　　核心提示

　　日前，曹明秀所发的求助微博广泛流传，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质疑声：做慈善需要借高利贷吗？为什么不量力而行？

　　记者顺着曹明秀的求助微博探寻下去，发现这对夫妇所做的慈善，实际上是在欧美和我国港澳地区早已多见的社会企业，但曹明秀夫妇却举步维艰。

　　1　　打包带走半个烤馒头片

　　曹明秀是个名人。

　　这位老家在山东青岛、北方交通大学财经专业的博士后，一年多前与丈夫黄鹤一起创办了日新汪唯基金。除了资助北京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外，她还带领女工兴办家政公司。

　　但前不久，曹明秀突然在微博上求助：“一年半了，自从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我，甚至凌晨2点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不后悔，但是很伤心！”

　　“2008年，我先生为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办行知学校和农民女工就业欠债90多万元，我不得不利用爸妈的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元，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曹明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做慈善，用得着借高利贷吗？”11月15日晚，记者在与曹明秀夫妇见面时，也带着这样的疑问。

　　距她发微博求助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的办公室就关门了，他们为家政女工租住的万科·星园宿舍，也因为缴不起每月高达6000多元的租金，而收到了房东的逐客令。

　　在此之前，曹明秀夫妇负责补贴的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126名教师，已经4个月没发工资补贴了。

　　“我们是借了高利贷，利滚利月息为40%，给教师发工资补贴，给家政女工们租房子。本来我以为能很快还上，但是今年我们没有拿到一笔捐款，尤其是在郭美美事件之后，我们这个基金的资金链条就断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黄鹤感慨地说，每到半夜，讨债的人就会来敲门要债，他觉得自己更像是温州的跑路老板。

　　说完，黄鹤把酒一饮而尽，自称是慈善界的唐·吉诃德。“过几天，债主们还会来，可一些失去补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也许不会再来了。”他说。

　　虽然桌上最后只剩下一点点菜，但他还是打包带走了，其中包括剩下的半个烤馒头片。

　　2　　8个月没有筹到一笔捐款

　　“假如汪唯先生没有去世，事情远不是这个样子了。”曹明秀说。

　　一年多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希望捐资发展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长汪唯，与计划发展家政女工培训计划的黄鹤相识。

　　“汪先生帮我提供家政女工培训就业支持，我帮汪先生捐助并发展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黄鹤说，按照他的计划，他在创办一家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企业。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企业中，包含一个公益基金、一所家政女工培训学校、一家家政社会企业。家政女工培训学校的培训是无偿的，而家政企业是用来赚取利润的，然后再用家政企业赚得的利润，去补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

　　这个类似于公益企业集团的项目，当初计划分3年完成，总投资600万元，全部由汪唯先生捐赠。

　　但启动资金100万元刚刚到位，汪先生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随后的捐赠计划全部搁浅。

　　就在黄鹤与曹明秀四处筹款，试图挽救这个慈善项目时，郭美美事件发生了，这让汪唯慈善基金8个多月没有筹集到一笔捐款，资金链条彻底断掉。

　　３　　“穷”慈善养的“富”企业

　　而曹明秀夫妇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所培训的女工却一无所知。

　　“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已经上岗挣钱的河南濮阳籍女工张景芳笑得很开心。

　　与一般的家政公司相比，曹明秀办的农民女工培训学校和家政企业是免费培训、免费提供住宿的，而且住宿条件很好。

　　让张景芳高兴的不仅是因为居住环境比大学宿舍好，而且她上个月拿到了3600多元的工资，比她男人在老家种3个月地的收入还高，这很让张景芳扬眉吐气。

　　按照当初的规划，这些女工所挣工资的一部分，要成为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126名教师的工资补贴。

　　由“曹老师和黄老师”负责从全国招募来的5名校长和126名教师，都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并有大专以上学历。他们每月从黄鹤手中领取300元至600元的工资补贴，这样一个教师的工资能拿到1600多元，还包吃住；而校长则在原有2000元工资的基础上，再领取2000元补贴，每个月能拿4000元左右的薪金。

　　陈老师是去年从河北应聘而来的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她很感谢黄鹤，但她说自己只是在为慈善“打工”，毕竟在北京也要生存。现在，她和其他教师都在等黄鹤夫妇的消息，如果工资降到以前的每个月1200元左右，她就不干了。

　　此时，距离曹明秀夫妇断掉工资补贴已经4个月了。

　　而这也正是黄鹤最担心的事情。他说，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流失率每年达到50%～80%，全北京有170多所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师资，有将近15万名适龄农民工打工子弟的孩子等待念书。而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提高教师工资，留住他们。

　　根据记者粗略统计，虽然黄鹤目前开了两家家政门店，员工有40人，但仅在市区租用的女工“课堂”、宿舍以及办公场所的花费每年就达30多万元，而5所学校126名教师和校长的工资补贴，每月需要8万元。

　　黄鹤无奈地说，由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慈善组织刚刚出现，社会上认为这类组织可以赚钱而不愿捐款，而银行和投资公司则认为，这类“企业”没有高利润而不愿投资。

　　4　　谁来保住社会企业的“清白”

　　在这几个月的风雨飘摇中，黄鹤曾向众多企业求助，但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信任”。而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主任王名很赞同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子。他认为社会企业不应该成为一种道德“试验品”，而应该在社会、政府、企业三者监督下，保证社会企业的“清白”。毕竟社会企业的规模不大，利润方式透明，只要有法律规范和必要的监督，是可以信任的。

　　黄鹤曾经多次去社会企业发达的英国调研。他告诉记者，英国目前社会企业数量超过6万家。英国社会企业的年营业额高达270亿英镑，按照法律规定，其中的绝大部分利润都将用于慈善事业本身。

　　但在各项制度和监管措施还不完善的中国，谁来监督曹明秀和黄鹤的这笔“良心利润”呢？

　　就在曹明秀发微博求助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基金会有关人员找到了黄鹤夫妇。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办主任朱方园对记者说，之所以愿意帮助曹明秀夫妇，那是因为我们信任他。

　　也许，曹明秀和黄鹤面临的只是暂时的困难，他们的义举已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只要坚持下去，相信在他们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曹明秀夫妇的慈善事业一定会办下去，而且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