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洛阳商业圈约有三处：老城十字街一带、南关一带、东车站一带。其中，“行商”占了两大区域：南关商业区和东车站货栈区。

　　“行商”是针对“坐商”而言的，洛阳人称其为“行脚商”，或称为“跑生意的”。而“坐商”都有店铺，似乎坐着不动，这是两者的区别，但“行商”中的有钱人也开自己的商号。民国初年，陇海铁路通车后，洛阳“行商”大鳄就跑到城北设万泰成货栈，依托东车站铁路线，将洛阳的土特产批发转运到外地，从中获利。

　　但“行商”主要还是“跑”，体现一个“行“字，他们立足洛阳，派出“跑外庄的”（购销人员）在各城市间走动，打听各地货价，掌握市场行情，同时见机行事，来往贩运货物。从清初到民国，山西、陕西的“行商”，多在洛阳南关做生意，并在那里兴建了山陕会馆和潞泽会馆。

　　资金雄厚的大“行商”专事贩运，整批转卖，不做零售生意。当时洛阳人都烧巩县煤，巩县距洛阳有百里之遥，煤矿更远在巩县南部，而“行商”利用的正是距离，赚的也正是差价，就将巩县煤贩运到南关码头，批发给洛阳煤场，一转手即可获得很大利润。起初，曾有“行商”想多赚点儿钱，直接从巩县进煤炭，然后不经过南关码头，大批量运至一乡一村，结果价格不涨反降，只好赔本卖出，这叫“货到地头死”，有经验的“行商”不会这样干。

　　能大批贩运的“行商”毕竟是少数，大老板云里雾里做生意，你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倒是洛阳本地的“行脚商”，走街串巷，很是直观，比较好玩，他们也更具“行商”的特点，做的是零售生意，手推肩挑、走街串巷，靠脚板经商，嘴甜、腿勤、热情，经营灵活，是其共性。

　　凤化街、雷家街以及菜市西街都有“行脚商”的人家，小门小户，做生意不贪心，不管啥货物，有薄利就卖，经营领域不固定，经营商品经常换，啥畅销，就卖啥。这些人做生意，全凭积累的经验和活泛的头脑，卖啥吆喝啥，常年流动，说赶集就赶集，说收摊儿就收摊儿。

　　菜市行中既有专门的“行脚商”，也有菜农兼卖菜，每天清晨挑着新鲜蔬菜，走街串巷大声叫卖。由于市民是当天吃当天买，加之当时没有冰箱，蔬菜不宜保存，所以价格常变，洛阳人说是“千里马赶不上蔬菜行”。

　　猪贩子最辛苦，他们从乡下收购生猪，赶着猪一路步行，然后到城里卖给屠户。奇怪的是常人赶猪，猪四下乱跑，皆不听话；猪贩子赶猪，猪们都排队走，乖乖地很听话。问其中的诀窍，猪贩子笑而不答。据说，他们身上都抹了熊胆，有怪味，猪害怕，不敢乱跑，不知是真是假。

　　猪贩子把猪卖到猪行之后，另一类小贩就来了，他们来猪行赊猪，对老板说好话，央求赊一头猪，翌日肉卖完了就来付钱。这些人资金少、没门面、设备简陋，一个木架子一把刀，一个肉案一杆秤，肉摊摆在十字路口。他们往往卖了半扇猪也收不到几个钱，很多顾客没现金，总是赊账。若到上午10点钟肉还没有卖完，得赶紧走街串巷。尤其是夏天，肉得快出手，怕腐烂，这叫“磕头买，烧香卖”，生意很难做。

　　禽蛋“行脚商”也辛苦，担着担子，下乡收购，城里销售，头天收，次日卖，现收现卖不存货。《洛阳市志》里说：这类“行脚商”都肩挑货物，故称“货郎担”，有换盐的，有卖花米团、消食丸、鸡娃、针头线脑和梳子的，还有卖豆腐、粉条、琉璃咯嘣、草帽、老鼠药的等。

　　他们的工具很简单，有的只需一根扁担，便可挑上箩头、竹篓、荆筐、瓦盆、布袋等到处做买卖，投入本钱少，凭的是力气。卖油的却有油挑子，上挂小提子（用来打油），手敲大木鱼，发出“梆梆”声，俗称“卖油梆梆”。吹糖人的担子很好玩，一头有个小煤炉，上坐一个小铁锅，用来熬糖稀；另一头的箩筐内盛的是破铜烂铁、旧衣物、头发等杂物，是刚刚从农户家里换来的——货郎担上的商品一般不收现金，以物易物。

　　也有推车做生意的，如卖布匹的都是推着车，因为布匹尺幅大、分量重，忌讳折叠。收粮食的也用车，最简单的是既不挑担也不推车的，提着篮、背着筐，走街串巷，或卖花米团，或卖热蒸馍，都是些穷苦人，出来做小买卖，只为补贴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