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11月26日，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成都一酒店举行演讲。主办方称郎咸平近两个小时的演讲收入为18万元和要求订酒店总统套房，并表示举办该场演讲共花费30余万元。（11月27日《京华时报》）

　　抽象地看18万这个数字，确实不便宜，但如果对应一辆豪车、一栋住宅，估计就算不得“不菲”。需求与价值决定价格——郎咸平的演讲价码，应该由买方与演讲内容决定。

　　2009年，一份《部分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在网上流传，彼时就有不少人感叹：“专家的钱来得太快！”当时，这份表格显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名列“三甲”。

　　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哪怕是出来有偿科普，总比疏离于民众十万八千里来得强。再说，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全球知名经济学家，也并不排斥频繁在媒体面前曝光。

　　要说反思，该反思的不是18万的价码，而是公众对经济学家的“热望”。近些年，财经政策在抵达社会公平与正义层面发挥着影响力，遗憾的是，公共财经政策的阐释与导向工作却疏有人为，公众的无助感只能通过货币化的经济学讲座来抚慰。当一个身兼“公共属性”的经济学家一年要四处连讲100多场的时候，“档期”也就成了时间的代名词——其立场与观点的严谨、理性，难免会招致公众的质疑。

　　经济学家合法获利无可厚非，但在一场场高贵的经济学讲座中，公务人员当加强职能责任，学术也当秉持纯洁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