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林皂角树遗址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记者 李燕锋 见习记者 崔晓彧

　　关林镇皂角树村，是许多洛阳人都很熟悉的名字，是闻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

　　不过，熟悉这个名字的人也许并不知道，在洛阳考古界，“皂角树”这三个字也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在20世纪末，市文物工作队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大型夏代聚落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闻名全国的二里头文化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停留在高高在上的“都城”之上。

　　通过对这一遗址的研究，考古人员大概还原了夏王朝时期，河洛大地上的先民们种什么、吃什么，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如何等。

　　位于皂角树村北的皂角树遗址，如今已是繁华的关林商贸城。

　　遗址简介

　　皂角树遗址位于关林镇皂角树村北，坐落在伊河、洛河之间的一块高地上。20世纪50年代初，洛阳市进行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93年8月，市文物工作队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90级学生共同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同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周昆叔教授以此作为开展“伊洛河流域古文化与古环境研究”课题的起点，他还作为考古发掘队的环境考古指导参加了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发现二里头类型文化的窖穴117座、房基5座、水井1眼，另有1段古河道。

　　发掘意义

　　此次发掘中发现的大型带斜坡上下道的仓窖、带有壁龛的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属二里头类型文化的考古新收获，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陶、石、蚌器中，有不少种类也是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新发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发掘区南侧一段断崖上的断面，显示出自二里头文化至汉唐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堆积。通过对比，考古专家由此获得了一份研究洛阳盆地古生态环境的宝贵资料。

　　此外，考古人员还浮选出一批农作物标本，如谷子、水稻、小麦、豆类等，大大地丰富了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内涵。这次发掘也是我市文物部门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夏代一部落“现身”商贸城

　　今年70多岁的原市文物工作队考古专家方孝廉虽已退休多年，但只要一闲下来，他仍会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整理以前的考古发掘资料。

　　在方孝廉40多年的田野考古经历中，关林皂角树遗址的发掘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方孝廉回忆说，那是1993年的夏天，为配合关林商贸城建设，他所在的市文物工作队介入了关林镇零号路以南的一处基建工地。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洛阳市第一次文物普查过程中，“神奇”的洛阳铲曾在这里探出一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而这次发掘，就是对此前勘探成果的实地论证，同时也是一种“抢救”。

　　从当年6月到11月底，方孝廉和他的团队忙碌了5个多月时间，挖掘面积达1500平方米，发掘清理出灰坑窖穴117座、房基5座、水井1眼、古河道1段。他们还在灰坑中发现一批农作物标本，如谷子、水稻、小麦、豆类等，

　　经判断，此处与二里头文化遗址应属同一个时期，是夏王朝时期一个小部落的主要活动地点，距今约4000年。

　　“二里头附近是夏都斟寻遗址，从1959年开始，整个发掘工作持续了30多年。虽然一个夏代的都城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但对于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我们却不得而知。皂角树遗址则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方孝廉说，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对皂角树遗址的全貌进行了深入分析。

　　小麦非国产？NO,夏代已种植

　　说起小麦种植，不少人认为它是外来品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小麦的起源地是今天的西亚地区。

　　方孝廉却告诉我们，在这次发掘工作中，他们从仓窖中发现了大量当时人们使用的粮食标本，通过浮选，小麦、水稻、大豆、谷子等都一一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

　　看到这些农作物，考古人员特别惊喜，这些曾被称为从国外引进的品种，为何会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河洛大地上？这些小麦品种跟此前被确定为从西亚引进的小麦品种为啥不一样？

　　“距今4000多年前，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在这个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却发现这些农作物品种，从发现的数量和位置来看，这些农作物在当时应该是普遍种植的。所以通过这些标本，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重要结论，小麦等农作物在4000多年前已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它们很大程度上应属‘国产’品种”。方孝廉说，这些小麦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中国也是小麦的起源地之一，但毕竟这是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麦品种，因此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

　　水稻普遍种，气候似南方

　　除了小麦，在这些农作物标本中，水稻的出现也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兴趣。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水稻应属于南方的农作物。

　　中原地区的洛阳，在4000多年前难道也适合水稻生长？现在的气候条件与那时相比，是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方孝廉看来，这种现象是极有可能存在的。众所周知，水稻喜欢生活在有水的地方，今天的洛阳虽有伊、洛、瀍、涧四条河流穿境而过，但水量不并大，不适合大面积种植水稻；加上洛阳四季分明，雨量中等，与南方相比，种植水稻的条件并不优越。

　　然而，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洛阳乃至整个豫西地区的气候环境却并不是这样的。根据方孝廉的推测，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洛阳应属于温带较暖和的区域，一年四季气温并不像现在这样分明，加上雨水充足，年平均气温应当比现在高3℃左右。“当时洛阳的气候与南方比较接近。”方孝廉说，不仅如此，从出现的农作物品种来说，当时人们的食物品种已经多样化。

　　此外，在这次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骼，主要是鹿和猪。鹿骨的出现也印证了当时洛阳地区植被较好的推断，而猪骨的出现却让方孝廉陷入了沉思，因为这里出现的猪是家养猪，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已经可以在自己家里饲养牲畜了。“那么，由此我们是否可对当时的社会性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呢？是否说明当时私有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呢？”方孝廉认为，这一问题值得继续探索。

　　一段古河道，引出洛河史

　　除了粮食等农作物种类外，这次发掘还让方孝廉有了另一个重要收获：由一段废弃的古河道引出的一段洛河史。

　　方孝廉说，虽然在发发掘时这条古河道已废弃多年，但通过多方考证，他认为这段河道其实就是洛河的前身。

　　方孝廉说，通过对河道一个横截面的土层分析，他认为由于夏代整个豫西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所以这段河道非常宽阔，水量也很大。但到了商代以后，由于气候产生了较大变化，河道水量呈渐渐缩小的趋势；之后河道又一直沿用到汉唐时期，唐代以后河流逐渐干涸。

　　得出这个结论后，方孝廉决定对这条河道的整个流向进行探测。他从关林一路探测下来后发现，河道在洛阳新区附近逐渐消失。而根据史料记载，在这一范围内，除现今的洛河外再无别的河道。因此，他认定这一河道其实就是洛河的前身。根据资料记载，他又发现，现洛河洛阳段与隋通济渠的走向基本一致，隋通济渠的故道就在如今的洛河河道中。那么，洛河是如何跟通济渠连在一起的？这段古河道能否认定为隋唐大运河的前身呢？在以后的20多年中，方孝廉又投入了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出版多本关于隋唐大运河洛阳发展历史的专著。

　　在方孝廉看来，这些研究成果其实都应该感谢皂角树遗址，如果不是受这段河道的启发，他未必就会成为研究隋唐大运河的专家。